第149章 关市(第二更,求月票)
火耗仅收一次,便之百姓!
百姓是方便了,可是……官府呢?
自此之后,官府又该如何?
作为户房主事的姚湘自然有些难以接受,毕竟每年几十万两银子的火耗看似不多,可实际上各级官府的支出,大抵都是依赖这笔火耗银,而在他看来,非但现在,将来的大明各级官府同样也需要这笔火耗银。
但是今天经略却从根上彻底断掉了将来征收火耗银的可能。或许对于百姓来说这是有利而无害,但是对于官府而言,少了这笔火耗银,官府非但减少了一笔不小的进项,而且没有了这笔银子,地方官府办起事情来也没有过去那么方便。
“……自此之后,百姓必定皆以银币交税,不足一两者交以小币,辅以制钱,如此,虽然百姓得利,可自此之后,每岁我大明官府所亏岂止数百万?”
作为大明的官员,姚湘必须要站在官府的立场上处置此事,以至于即便是在傅山离开之后,他仍然无法接受铸造银币一事,仍然谋略着挽救此事。毕竟在她看来百姓的利益,是百姓的利益。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,如果说他只是一个读书人。自然不会反对取消火耗银。但是身为官员负责江北户科,他就不得不放下读书人的身段,以一个官员的身份看待此事。
“目下正值衙属用度紧张之时,若是再废除火耗,只恐怕将来非但江北的用度紧张,甚至,将来朝廷的财力也会更为紧张。”
看着忧心忡忡的姚湘,朱明忠只是含笑看着他,偶尔的他会把视线投给顾炎武,他并没有赶上之前的那场辩论,只是刚刚递来一份报告,虽然如此,但是他仍然对铸币一事有所了解,所以待他说完之后,顾炎武才开口说道。
“宝田,其实你只看到眼下朝廷用度紧张,却没有看到另一件事,就是朝廷从中所获的铸利,这天下之银岂下亿万?未来几年朝廷每铸钱一两,可得铸利一钱,比若天下银两有两三亿两,岂不就是两三千万两?”
对于顾炎武的话,朱明忠只是略点下头,并没有说什么,铸币之利他又岂曾不知?两个半世纪后,那些个军阀之所以纷纷铸造银圆,不正是因为铸币获利甚多。也正因如此,地方上才会纷纷建立银元局,当然,这又导致了银元的成色问题。不过那个时候是军阀混战,自然不能和现在相比。
“可火耗总归是源源不断之利!”
姚湘仍然有些固执的辩解着,说道。
“这两三千万两,又岂能与每年火耗二三百万相比?其充其量不过只是十年之利罢了!毕竟火耗银是年年征收。”
姚湘的这番话一出,顾炎武顿时变成了哑巴,确实,相比于火耗每年二三百万的“收入”,一成的铸利确实不值一提,或许免除火耗确实是利民的好事,但是是否利国,就未偿可知了。
身为官员的顾炎武,非常清楚一味让利于民并不是好事,毕竟朝廷同样也需要银钱,需要有所收入,要不然靠什么养兵,靠什么打仗?
所以,维持朝廷必须要有财源,否则就会陷入崇祯朝的困境。没有了银子,一切都是空谈。
“难道经略忘记先皇当年银钱困顿之教训了吗?”
姚湘的提醒让顾炎武的脸色微微一变,可不就是如此,当年先皇那会若是有充饷的银钱,又岂会落得那步田地?
当年北方数省天灾不断加之流寇作乱,北直隶、山东又有清虏数度入寇,被杀百姓岂止千百万,天灾、流寇、清虏糜烂地方,以至于北方数省税赋皆断,充饷之银、实边之粮皆来自江南,以江南一地又岂能支撑天下的用度?
在顾炎武似乎有些顾忌的时候,朱明忠说道。
“其实,想弄银子,不需要光把眼睛盯在这几两火耗上面,想要开源,就要动脑子,在其它地方开源!”
看着仍然坚持己见的姚湘,朱明忠笑着说道。
“古往今来,每每朝廷用度不足的时候,往往想到的不外四个字“开源节流”,这开源节流,最关键的莫过于开源,仅仅只是节流也能节出多少钱?既然目下,用度不足,那自然就需要考虑“开源”,当然这个源如何开,这才是最关键的!”
对于如何开源,朱明忠早就已经是成腹在胸,终有超越这个时代说百年经验的他,自然知道应该如何开源。看着眼前有些疑惑的姚湘,他直接说道。
“关键还是“关市之征”!”
朱明忠口中的“关市之征”实际上就就是后世所谓的商税。所谓关指贩运商品通过之关卡。市指商品贸易之市集。以钞关为例,在天启年间更是高达40余万两。
与很多人臆想着的的明朝不征商税不同,或者对商人持之以宽截然不同,相比于满清,有明一代反倒是以商税作为重农抑商的根本大法,限制商人牟取暴利,甚至就连明成祖也多次言道“商税,国家以抑追逐末之民。”也正因如此,有明一代,随着商业的发展,商税负担逐日加重。而不是日益减轻,甚至会不断加税屡次导致民变。
“关市之征?”
几乎是在朱明忠话声刚落,顾炎武急忙出言说道。
“经略万万不可再加关市之征,前朝自隆庆以来,凡桥梁、道路、关津私擅抽税,罔利病民,虽困诏察某,不能却也,迨两宫三殿灾,营建费不赀,如开矿增税,而天津店租,广州珠榷,两淮余盐,京口供用,浙江市舶,成都盐茶,重庆名木,湖口长江船税,荆州店税,宝坻鱼苇及门摊商税,油布杂税……”
在过去的十数年间,每日反思大明利弊得失的顾炎武,自然知道这屡加“关市之征”带来的弊端,所以才会出言反对。
“崇祯13年,河西务、临清、扬州、苏州、杭州以及九江七地钞关加之崇文门商税征银约80万两(1),全国其它钞关四十余处虽不及七关,年入不过只是稍逊……”
看着经略,顾炎武又继续说道。
“而崇祯元年,七地钞关加之崇文门商税征银约55万两(2),不过短短十三年,税额增加近倍……自加税之令下,而市价日高一日,小民日穷一日,至于挑担背负,零星琐屑无得免者……”
对于顾炎武的反对,朱明忠只是笑而不语,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这个时代。征收商税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即便是在未来,在90年代税务改革的时候,考虑到税收征收的难度,政府仍然选择了以生产环节征收为主,因为政府无法投入大量的人力,财力。在消费环节征收税金,所以选择了相对简单的生产环节征收。
但是在这个时代,在这个时代并没有后世的工厂。只有那种小农经济,顶多也就是有一些作坊。如此一来,商业税的征收自然不是那样,一张嘴就能收来的。毕竟,即便是在21世纪,零售以及消费环节征税,依然是一个困扰政府难题。
21世纪都没有解决的问题,在17世纪想要加以解决。根本就是痴心妄想!
也正是因为对于时代的比过去更为了解。他不仅了解到这个时代的商税征收是以税关征收为主,市税为辅,而城市中对商铺收的零散多达数十种杂税,到底上相当于后世的“费”,大都用于地方官府开支。因为了解这一切,现在他自然不会像过去一样,之所以想当然的以为明朝加三饷时“专加西北不加东南”,那根本就是无知者的臆想,自蒙元以来,南方的田土农业经济价值便优于北方,所以平均每亩的田税也较北方重。身为江淮经略使的他自然知道,现在常州府每亩税银是一钱五分六厘,而江北的税收相应较轻,有一亩五六分者,也有一亩一分五六厘者,平均不过五分。而对应的常州府平均早就倍于江北。
至于所谓的“阉党收商税”、“东林党反对收商税”,同样也只是网络段子。甚至与此相反的是被吹捧上天的“阉党”才是真正反对收商税的一群人,甚至在崇祯朝“免榷潼关咸阳商税,市恩商贾”,还是那些个“有才有德”的“阉党”的罪名之一。
至于被指责为反对收商税的东林党,反倒是商税的主张者。如何士晋在两广任上时就曾改革辽饷征收,试图用增加商税的方法,来抵免田亩加派,可以说看起来何士晋是最像所谓的“阉党”的人,然而让一些后世的“阉党粉”失望的是,他恰恰是位东林党人。甚至何士晋免除加派,试图用商税补充辽饷的改革方案,后来也是阉党的攻击他贪污腐败一项劣迹。
当然,对于朱明忠来说,他非常清楚,所谓的“东林党”也好,“阉党”也罢,他们都主张从来都是为了打击对手。而不是为了国家,当然,他们的嘴上永远都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。
笑而不语的朱明忠,想到这半年多在朱之瑜的教导下看过的书籍中所了解到的,在后世网络上模糊不清的明朝,尽管还不知道其本貌,但是朱明忠却很清楚,顾炎武反对加商税,有他的的顾忌——作为满清“德政”,满清入关后,即减免了大量商税。以争取民心。
“清虏入关之初,以京师初定,特免各关征税一年,并豁免明季税课亏欠和加增税额,免征关税溢额及各州县零星落地税……令各关差刊示定例,设柜收税,不得勒扣火耗,清虏尚是如此恤商,以促市场繁荣。若是经略再加征税额,岂不令天下商人心倾清虏?”
这或许正是顾炎武与其它人的不同之外,他的眼里大明从来不是完美的,他可以看到大明不足,同样也能看到满清一些“善举”。且不说其它,即是清虏数年前关口商税不交火耗,就等于给了商人某种特权。相比与大明对商人的“以税抑末”,满清反倒是对商人极尽“偏爱”,那八大皇商在某程度上也是他们这种“偏爱”的表现。
当然顾炎武并不知道,朱明忠口中的“关市之征”,并不是他心中的“加税”。
“加税……”
面对顾炎武的反对,朱明忠沉吟道。
“加税无疑于饮鸩止渴,先帝时,虽屡加商税,仍国用不足,你倒是导致商业凋零,商人纷纷逃出京城。如加三饷者,只令百姓苦楚,徒生民变,以“加税”为开源,不过只是饮鸩止渴之行,朱某又岂曾不知!”
摇遥头朱明忠看着顾炎武与姚湘两人,说道。
“本官口中所言“关市之征”,在于拓以关市之繁荣,如此方才能多得税款,再者说是,这“关市之征”无论是钞关或是市集落地,所征毕竟有限,若想征以商税,非得征以厂税不可!”
“厂税”才是朱明忠的口中“关市之征”。相比于市集上征收的“落地银”等杂乱商税,工厂税收才是真正的大户。这也是从200年后的经验,或者说一个半世纪之后英国的经验。英国的商业崛起就是建立在工厂上,而国家税收的膨胀,同样也是因为工厂的建立。毕竟,在生产环节征税是最简单最容易的。而相比之下,其他各国仍然在那里绞尽脑汁地通过土地,税卡环节征税。
“厂税?”
顾炎武先是一愣,随后反问道。
“何是厂税?”
“经略可是指从兵器厂、船厂等处抽税?”
作为户房主事的姚湘自然知道,兵器厂、船厂等官营工厂一直都是清河的“纳税大户”。
“经略,虽说这兵器厂、船厂、硝磺等厂所缴税收远超过清河全城商税,但是,这些工厂,不过只是官办工厂,如此所征之税,不过只是左手转于右手,于国用何解?”
姚湘的反问,让朱明忠微微一笑,然后看姚湘说道。
“既然,可以官办工厂,为何不能鼓励民间办厂?”
(1)《续文献通考》卷十八《征榷》所计
(2)《崇祯长编》卷三毕自严所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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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姓是方便了,可是……官府呢?
自此之后,官府又该如何?
作为户房主事的姚湘自然有些难以接受,毕竟每年几十万两银子的火耗看似不多,可实际上各级官府的支出,大抵都是依赖这笔火耗银,而在他看来,非但现在,将来的大明各级官府同样也需要这笔火耗银。
但是今天经略却从根上彻底断掉了将来征收火耗银的可能。或许对于百姓来说这是有利而无害,但是对于官府而言,少了这笔火耗银,官府非但减少了一笔不小的进项,而且没有了这笔银子,地方官府办起事情来也没有过去那么方便。
“……自此之后,百姓必定皆以银币交税,不足一两者交以小币,辅以制钱,如此,虽然百姓得利,可自此之后,每岁我大明官府所亏岂止数百万?”
作为大明的官员,姚湘必须要站在官府的立场上处置此事,以至于即便是在傅山离开之后,他仍然无法接受铸造银币一事,仍然谋略着挽救此事。毕竟在她看来百姓的利益,是百姓的利益。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,如果说他只是一个读书人。自然不会反对取消火耗银。但是身为官员负责江北户科,他就不得不放下读书人的身段,以一个官员的身份看待此事。
“目下正值衙属用度紧张之时,若是再废除火耗,只恐怕将来非但江北的用度紧张,甚至,将来朝廷的财力也会更为紧张。”
看着忧心忡忡的姚湘,朱明忠只是含笑看着他,偶尔的他会把视线投给顾炎武,他并没有赶上之前的那场辩论,只是刚刚递来一份报告,虽然如此,但是他仍然对铸币一事有所了解,所以待他说完之后,顾炎武才开口说道。
“宝田,其实你只看到眼下朝廷用度紧张,却没有看到另一件事,就是朝廷从中所获的铸利,这天下之银岂下亿万?未来几年朝廷每铸钱一两,可得铸利一钱,比若天下银两有两三亿两,岂不就是两三千万两?”
对于顾炎武的话,朱明忠只是略点下头,并没有说什么,铸币之利他又岂曾不知?两个半世纪后,那些个军阀之所以纷纷铸造银圆,不正是因为铸币获利甚多。也正因如此,地方上才会纷纷建立银元局,当然,这又导致了银元的成色问题。不过那个时候是军阀混战,自然不能和现在相比。
“可火耗总归是源源不断之利!”
姚湘仍然有些固执的辩解着,说道。
“这两三千万两,又岂能与每年火耗二三百万相比?其充其量不过只是十年之利罢了!毕竟火耗银是年年征收。”
姚湘的这番话一出,顾炎武顿时变成了哑巴,确实,相比于火耗每年二三百万的“收入”,一成的铸利确实不值一提,或许免除火耗确实是利民的好事,但是是否利国,就未偿可知了。
身为官员的顾炎武,非常清楚一味让利于民并不是好事,毕竟朝廷同样也需要银钱,需要有所收入,要不然靠什么养兵,靠什么打仗?
所以,维持朝廷必须要有财源,否则就会陷入崇祯朝的困境。没有了银子,一切都是空谈。
“难道经略忘记先皇当年银钱困顿之教训了吗?”
姚湘的提醒让顾炎武的脸色微微一变,可不就是如此,当年先皇那会若是有充饷的银钱,又岂会落得那步田地?
当年北方数省天灾不断加之流寇作乱,北直隶、山东又有清虏数度入寇,被杀百姓岂止千百万,天灾、流寇、清虏糜烂地方,以至于北方数省税赋皆断,充饷之银、实边之粮皆来自江南,以江南一地又岂能支撑天下的用度?
在顾炎武似乎有些顾忌的时候,朱明忠说道。
“其实,想弄银子,不需要光把眼睛盯在这几两火耗上面,想要开源,就要动脑子,在其它地方开源!”
看着仍然坚持己见的姚湘,朱明忠笑着说道。
“古往今来,每每朝廷用度不足的时候,往往想到的不外四个字“开源节流”,这开源节流,最关键的莫过于开源,仅仅只是节流也能节出多少钱?既然目下,用度不足,那自然就需要考虑“开源”,当然这个源如何开,这才是最关键的!”
对于如何开源,朱明忠早就已经是成腹在胸,终有超越这个时代说百年经验的他,自然知道应该如何开源。看着眼前有些疑惑的姚湘,他直接说道。
“关键还是“关市之征”!”
朱明忠口中的“关市之征”实际上就就是后世所谓的商税。所谓关指贩运商品通过之关卡。市指商品贸易之市集。以钞关为例,在天启年间更是高达40余万两。
与很多人臆想着的的明朝不征商税不同,或者对商人持之以宽截然不同,相比于满清,有明一代反倒是以商税作为重农抑商的根本大法,限制商人牟取暴利,甚至就连明成祖也多次言道“商税,国家以抑追逐末之民。”也正因如此,有明一代,随着商业的发展,商税负担逐日加重。而不是日益减轻,甚至会不断加税屡次导致民变。
“关市之征?”
几乎是在朱明忠话声刚落,顾炎武急忙出言说道。
“经略万万不可再加关市之征,前朝自隆庆以来,凡桥梁、道路、关津私擅抽税,罔利病民,虽困诏察某,不能却也,迨两宫三殿灾,营建费不赀,如开矿增税,而天津店租,广州珠榷,两淮余盐,京口供用,浙江市舶,成都盐茶,重庆名木,湖口长江船税,荆州店税,宝坻鱼苇及门摊商税,油布杂税……”
在过去的十数年间,每日反思大明利弊得失的顾炎武,自然知道这屡加“关市之征”带来的弊端,所以才会出言反对。
“崇祯13年,河西务、临清、扬州、苏州、杭州以及九江七地钞关加之崇文门商税征银约80万两(1),全国其它钞关四十余处虽不及七关,年入不过只是稍逊……”
看着经略,顾炎武又继续说道。
“而崇祯元年,七地钞关加之崇文门商税征银约55万两(2),不过短短十三年,税额增加近倍……自加税之令下,而市价日高一日,小民日穷一日,至于挑担背负,零星琐屑无得免者……”
对于顾炎武的反对,朱明忠只是笑而不语,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这个时代。征收商税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即便是在未来,在90年代税务改革的时候,考虑到税收征收的难度,政府仍然选择了以生产环节征收为主,因为政府无法投入大量的人力,财力。在消费环节征收税金,所以选择了相对简单的生产环节征收。
但是在这个时代,在这个时代并没有后世的工厂。只有那种小农经济,顶多也就是有一些作坊。如此一来,商业税的征收自然不是那样,一张嘴就能收来的。毕竟,即便是在21世纪,零售以及消费环节征税,依然是一个困扰政府难题。
21世纪都没有解决的问题,在17世纪想要加以解决。根本就是痴心妄想!
也正是因为对于时代的比过去更为了解。他不仅了解到这个时代的商税征收是以税关征收为主,市税为辅,而城市中对商铺收的零散多达数十种杂税,到底上相当于后世的“费”,大都用于地方官府开支。因为了解这一切,现在他自然不会像过去一样,之所以想当然的以为明朝加三饷时“专加西北不加东南”,那根本就是无知者的臆想,自蒙元以来,南方的田土农业经济价值便优于北方,所以平均每亩的田税也较北方重。身为江淮经略使的他自然知道,现在常州府每亩税银是一钱五分六厘,而江北的税收相应较轻,有一亩五六分者,也有一亩一分五六厘者,平均不过五分。而对应的常州府平均早就倍于江北。
至于所谓的“阉党收商税”、“东林党反对收商税”,同样也只是网络段子。甚至与此相反的是被吹捧上天的“阉党”才是真正反对收商税的一群人,甚至在崇祯朝“免榷潼关咸阳商税,市恩商贾”,还是那些个“有才有德”的“阉党”的罪名之一。
至于被指责为反对收商税的东林党,反倒是商税的主张者。如何士晋在两广任上时就曾改革辽饷征收,试图用增加商税的方法,来抵免田亩加派,可以说看起来何士晋是最像所谓的“阉党”的人,然而让一些后世的“阉党粉”失望的是,他恰恰是位东林党人。甚至何士晋免除加派,试图用商税补充辽饷的改革方案,后来也是阉党的攻击他贪污腐败一项劣迹。
当然,对于朱明忠来说,他非常清楚,所谓的“东林党”也好,“阉党”也罢,他们都主张从来都是为了打击对手。而不是为了国家,当然,他们的嘴上永远都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。
笑而不语的朱明忠,想到这半年多在朱之瑜的教导下看过的书籍中所了解到的,在后世网络上模糊不清的明朝,尽管还不知道其本貌,但是朱明忠却很清楚,顾炎武反对加商税,有他的的顾忌——作为满清“德政”,满清入关后,即减免了大量商税。以争取民心。
“清虏入关之初,以京师初定,特免各关征税一年,并豁免明季税课亏欠和加增税额,免征关税溢额及各州县零星落地税……令各关差刊示定例,设柜收税,不得勒扣火耗,清虏尚是如此恤商,以促市场繁荣。若是经略再加征税额,岂不令天下商人心倾清虏?”
这或许正是顾炎武与其它人的不同之外,他的眼里大明从来不是完美的,他可以看到大明不足,同样也能看到满清一些“善举”。且不说其它,即是清虏数年前关口商税不交火耗,就等于给了商人某种特权。相比与大明对商人的“以税抑末”,满清反倒是对商人极尽“偏爱”,那八大皇商在某程度上也是他们这种“偏爱”的表现。
当然顾炎武并不知道,朱明忠口中的“关市之征”,并不是他心中的“加税”。
“加税……”
面对顾炎武的反对,朱明忠沉吟道。
“加税无疑于饮鸩止渴,先帝时,虽屡加商税,仍国用不足,你倒是导致商业凋零,商人纷纷逃出京城。如加三饷者,只令百姓苦楚,徒生民变,以“加税”为开源,不过只是饮鸩止渴之行,朱某又岂曾不知!”
摇遥头朱明忠看着顾炎武与姚湘两人,说道。
“本官口中所言“关市之征”,在于拓以关市之繁荣,如此方才能多得税款,再者说是,这“关市之征”无论是钞关或是市集落地,所征毕竟有限,若想征以商税,非得征以厂税不可!”
“厂税”才是朱明忠的口中“关市之征”。相比于市集上征收的“落地银”等杂乱商税,工厂税收才是真正的大户。这也是从200年后的经验,或者说一个半世纪之后英国的经验。英国的商业崛起就是建立在工厂上,而国家税收的膨胀,同样也是因为工厂的建立。毕竟,在生产环节征税是最简单最容易的。而相比之下,其他各国仍然在那里绞尽脑汁地通过土地,税卡环节征税。
“厂税?”
顾炎武先是一愣,随后反问道。
“何是厂税?”
“经略可是指从兵器厂、船厂等处抽税?”
作为户房主事的姚湘自然知道,兵器厂、船厂等官营工厂一直都是清河的“纳税大户”。
“经略,虽说这兵器厂、船厂、硝磺等厂所缴税收远超过清河全城商税,但是,这些工厂,不过只是官办工厂,如此所征之税,不过只是左手转于右手,于国用何解?”
姚湘的反问,让朱明忠微微一笑,然后看姚湘说道。
“既然,可以官办工厂,为何不能鼓励民间办厂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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