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4章 燎原烈火
“国会请愿同志会”经过讨论做出三个决定:一是请愿代表范围继续扩大:正式请愿时,各府、厅、州、县都派代表一至二人到京,近省至少一百人以上,远省至少五十人以上。二是分发签名册,并约定各省征集至少上百万的签名。三是交叉请愿:代表团向资政院请愿,各省谘议局及各团体同时向资政院请愿,各省谘议局及各团体再向各省督抚请愿。
一九一零年七月一日,留日学生千余人在东京锦辉馆举行集会,声援请愿代表团,并表示要积极参加第三次国民大请愿。随后,南洋、美洲和日本等地的华侨也纷纷致电支持请愿活动,并相继派出代表到北京以示支持。当时的各大报纸、杂志也大造舆论,大力鼓吹速开国会的好处。一时间,“请愿召开国会”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,全国各地也都形成了一股请愿速开国会的热潮。
一九一零年八月十五日,国会请愿团召开会议,决定各省各团体代表在农历八月前必须到达北京,九月上书资政院,请开国会。另外,国会请愿团向各省谘议局致电建议,国会召开之前不承认新租税。各省谘议局开年会只讨论一个议案,那就是速开国会案,目的不达到,各谘议局即行解散。
不久,各代表便陆续抵达北京,连一向闭塞落后的甘肃也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参与请愿。更有甚者,山西代表到达北京时,在京的山西籍官员全体驱车乘轿,前往正阳门车站迎接本省代表,一时热闹非凡,轰动京师。很多年后还被人们传为佳话,山西人每说起此事时,也是特别的为自己,为自己的家乡而自豪。
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整队出发时,奉天在京学生牛广生、赵振清等十七人突然来到。他们交给请愿代表一封信,表示“国家瓜分在即,非速开国会不能挽救,今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”,随即牛广生和赵振清两人要“拔刀剖腹,以明心迹”。经过请愿代表苦劝,两人趁人不备,各从自己腿上和胳膊上割肉一块,涂抹于请愿书上,并高呼“中国万岁!”“代表诸君万岁!”随后忍痛踉跄而去。代表们亦泪流满面,为之感动。
与前两次请愿不同的是,立宪派这次广泛发动了社会各阶层的民众,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签名和游行活动。
直隶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在全国学界请愿会会长温世霖等人率领下,列队前往直隶总督署请愿,迫使直隶总督陈夔龙允为代奏。
十日后,河南各界人士三千多人在开封游梁祠举行请愿签名活动,随后列队到河南巡抚衙门请愿,巡抚宝棻亲自出来接见并答应代奏朝廷。
山西太原民众一千多人集会,签名支持请愿活动,并前往巡抚衙门请愿;同日,山西谘议局和国会请愿同志会组织召开了上万人的请愿大会,当场签名的就有五千多人,随后列队游行到巡抚衙门请愿。
福建各界人士五千多人游行到总督衙门请愿,闽浙总督松寿接受了请愿书。同日,四川国会请愿同志会召开请愿大会,到会者六千多人,并在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的率领下,大家列队前往总督衙门请愿,总督赵尔巽答应代为转奏。
在各省请愿同志会的组织下,其它各省如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贵州等地的签名请愿活动都在如火如荼的开展中。特别是东北三省,请愿活动开展尤为热烈,当时奉天各地集会人数均在万人以上,签名者近三十万。
谘议局这边的请愿活动也很顺利,各省谘议局基本上都通过了呈请速开国会的议案,并组织好进京请愿代表。
在民众的请愿热潮下,各省督抚也受其感染,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,湖广总督瑞澄、两广总督袁树勋等十八个督抚及将军都统联名上奏,请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,召开国会,以免人心沸腾。
九月二十三日,国家的准议会机构资政院召开第一次会议,代表们提出提案,支持请愿活动。
湖南籍的议员罗杰慷慨陈词:“现在国民之断指、割臂、剜股者相继,皆表示国民以死请愿之决心。”
十月二十六日,资政院投票对提案进行表决,获得通过,全场群情激愤,掌声雷动。资政院虽然还不是议会,但能通过支持请愿活动的提案,意义重大。
如果民众的请愿可以无视的话,但另一股力量的出场,形成的是泰山压顶之势。
各省的督抚或联名,或单独奏请清廷顺从民意,明年召开国会。
在重重的压力之下,载沣和朝廷让步了,他不得不让步了。还好,能学会对民众让步,毕竟是个了不起的进步。
一九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,清廷宣布,着手组织责任内阁,预备立宪由九年“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”,即一九一三年召开国会。
对于这个结果,立宪派中张謇等所代表的温和派,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,偃旗息鼓了。张謇现已是一名富商,他生意上的事也很忙。
而立宪派中的激进派不满意,又搞了一些活动,但因为参加的人不多,也就慢慢平息了。
一九一一年五月八日,千呼万唤的责任内阁终于出笼。
奕劻为总理大臣,那桐、徐世昌为协理大臣,下设外务、民政、度支、学、陆军、海军、法、农工商、邮传、礼藩十个部,以梁敦彦、善耆、载泽、唐景崇、荫昌、载洵、绍昌、溥伦、盛宣怀,寿耆为各部大臣。
在十三名内阁大臣中,满族九人,汉族仅占四人。
满族九人中,皇族又占五人。
这个结果很令方方面面失望,被人们戏称为“皇族内阁”。
而皇族内阁是违背立宪原则的,立宪派召开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立即上书,指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不相容,要求另选大员担当总理大臣。
又向全国宣告:新内阁人员組成,均与国民“所希望者相左”。“名为内阁,实则军机,名为立宪,实则为专制”。
对此,清廷不予理睬。七月初,咨议局联合会再次呈请另組责任内阁。
清廷回答:“黜陟百司,系君上大权”,议员不得过问。
咨议局联合会立刻针锋相对的用立宪原则给予批驳,指出:国家是国民的国家,不是皇帝的私有财产,君主之地位,不过为国家一个机关。动言君上大权,总揽政治权,是违宪的,是对人民权力的剥夺。
只有以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,才是立宪的本来意义。
严正声明:“授亲贵以国务大臣,无以明朝廷大公之心迹”,皇族内阁问题绝对不能通融。
事情就是这样,不管下边喊得多凶,不管下边的意见多有道理,但权力在朝廷手里,朝廷不理睬,说什么都没有用。
君主立宪,需要特别开明,思想境界极高,道德品质极好的君主。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毫不贪图个人的权力及名利,这样的人,不能说是没有,但肯定是为数极少的。
一个国家能够遇上,那才是国家之幸,人民之幸。
而在大多数时候,没有制度和有效机制对专制进行强有力的限制,靠当权者的良心发现和自觉自愿,君主立宪是很难实现的。
民主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人民群众自己去争取,而不能靠封建统治者的恩赐。
载沣或许在想,反正大权在自己手中,无论你们大家怎么喊、怎么叫,我就是不理睬,你们能把我怎么样?
从表面看似乎是这样,但让载沣想不到的是,人民用和平的方式,达不到目的,很多的人就会诉诸暴力,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加速清朝统治的灭亡。
袁世凯在农工商部当参丞的长子袁克定,这一天又回彰德洹上探望父亲。
每一次他都会很详尽的讲朝廷的事,袁世凯每次也都听得很仔细。
这一次,他显然对责任内阁更感兴趣,听完了这个被称做“皇族内阁”的名单和各方的反应后,袁世凯沉吟了良久,没有说话。
袁克定征求父亲对这份名单的看法,袁世凯说:“说实在话,这个责任内阁的組成人员,还是很不错的。
“就拿总.理大臣奕劻来说,人虽然有些贪,但他是很开通的,也识大体。载泽在海外的华人和立宪派中,口碑是不错的。善耆在宗室皇族中则是最开明的一个,他与海军大臣载洵出洋考察时,曾在国外与立宪派的梁启超诸人有过密切的接触,思想是很前卫的。
“溥伦作为资政院的总裁,一直在致力于立宪。而司法大臣绍昌一直在主持起草法律,《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》、《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》、《大清民律草案》这些法律都是出自他手,如果他不是立宪派,还有谁能称得起立宪派。至于你徐世昌伯父,就更不用说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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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一零年七月一日,留日学生千余人在东京锦辉馆举行集会,声援请愿代表团,并表示要积极参加第三次国民大请愿。随后,南洋、美洲和日本等地的华侨也纷纷致电支持请愿活动,并相继派出代表到北京以示支持。当时的各大报纸、杂志也大造舆论,大力鼓吹速开国会的好处。一时间,“请愿召开国会”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,全国各地也都形成了一股请愿速开国会的热潮。
一九一零年八月十五日,国会请愿团召开会议,决定各省各团体代表在农历八月前必须到达北京,九月上书资政院,请开国会。另外,国会请愿团向各省谘议局致电建议,国会召开之前不承认新租税。各省谘议局开年会只讨论一个议案,那就是速开国会案,目的不达到,各谘议局即行解散。
不久,各代表便陆续抵达北京,连一向闭塞落后的甘肃也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参与请愿。更有甚者,山西代表到达北京时,在京的山西籍官员全体驱车乘轿,前往正阳门车站迎接本省代表,一时热闹非凡,轰动京师。很多年后还被人们传为佳话,山西人每说起此事时,也是特别的为自己,为自己的家乡而自豪。
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整队出发时,奉天在京学生牛广生、赵振清等十七人突然来到。他们交给请愿代表一封信,表示“国家瓜分在即,非速开国会不能挽救,今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”,随即牛广生和赵振清两人要“拔刀剖腹,以明心迹”。经过请愿代表苦劝,两人趁人不备,各从自己腿上和胳膊上割肉一块,涂抹于请愿书上,并高呼“中国万岁!”“代表诸君万岁!”随后忍痛踉跄而去。代表们亦泪流满面,为之感动。
与前两次请愿不同的是,立宪派这次广泛发动了社会各阶层的民众,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签名和游行活动。
直隶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在全国学界请愿会会长温世霖等人率领下,列队前往直隶总督署请愿,迫使直隶总督陈夔龙允为代奏。
十日后,河南各界人士三千多人在开封游梁祠举行请愿签名活动,随后列队到河南巡抚衙门请愿,巡抚宝棻亲自出来接见并答应代奏朝廷。
山西太原民众一千多人集会,签名支持请愿活动,并前往巡抚衙门请愿;同日,山西谘议局和国会请愿同志会组织召开了上万人的请愿大会,当场签名的就有五千多人,随后列队游行到巡抚衙门请愿。
福建各界人士五千多人游行到总督衙门请愿,闽浙总督松寿接受了请愿书。同日,四川国会请愿同志会召开请愿大会,到会者六千多人,并在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的率领下,大家列队前往总督衙门请愿,总督赵尔巽答应代为转奏。
在各省请愿同志会的组织下,其它各省如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贵州等地的签名请愿活动都在如火如荼的开展中。特别是东北三省,请愿活动开展尤为热烈,当时奉天各地集会人数均在万人以上,签名者近三十万。
谘议局这边的请愿活动也很顺利,各省谘议局基本上都通过了呈请速开国会的议案,并组织好进京请愿代表。
在民众的请愿热潮下,各省督抚也受其感染,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,湖广总督瑞澄、两广总督袁树勋等十八个督抚及将军都统联名上奏,请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,召开国会,以免人心沸腾。
九月二十三日,国家的准议会机构资政院召开第一次会议,代表们提出提案,支持请愿活动。
湖南籍的议员罗杰慷慨陈词:“现在国民之断指、割臂、剜股者相继,皆表示国民以死请愿之决心。”
十月二十六日,资政院投票对提案进行表决,获得通过,全场群情激愤,掌声雷动。资政院虽然还不是议会,但能通过支持请愿活动的提案,意义重大。
如果民众的请愿可以无视的话,但另一股力量的出场,形成的是泰山压顶之势。
各省的督抚或联名,或单独奏请清廷顺从民意,明年召开国会。
在重重的压力之下,载沣和朝廷让步了,他不得不让步了。还好,能学会对民众让步,毕竟是个了不起的进步。
一九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,清廷宣布,着手组织责任内阁,预备立宪由九年“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”,即一九一三年召开国会。
对于这个结果,立宪派中张謇等所代表的温和派,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,偃旗息鼓了。张謇现已是一名富商,他生意上的事也很忙。
而立宪派中的激进派不满意,又搞了一些活动,但因为参加的人不多,也就慢慢平息了。
一九一一年五月八日,千呼万唤的责任内阁终于出笼。
奕劻为总理大臣,那桐、徐世昌为协理大臣,下设外务、民政、度支、学、陆军、海军、法、农工商、邮传、礼藩十个部,以梁敦彦、善耆、载泽、唐景崇、荫昌、载洵、绍昌、溥伦、盛宣怀,寿耆为各部大臣。
在十三名内阁大臣中,满族九人,汉族仅占四人。
满族九人中,皇族又占五人。
这个结果很令方方面面失望,被人们戏称为“皇族内阁”。
而皇族内阁是违背立宪原则的,立宪派召开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立即上书,指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不相容,要求另选大员担当总理大臣。
又向全国宣告:新内阁人员組成,均与国民“所希望者相左”。“名为内阁,实则军机,名为立宪,实则为专制”。
对此,清廷不予理睬。七月初,咨议局联合会再次呈请另組责任内阁。
清廷回答:“黜陟百司,系君上大权”,议员不得过问。
咨议局联合会立刻针锋相对的用立宪原则给予批驳,指出:国家是国民的国家,不是皇帝的私有财产,君主之地位,不过为国家一个机关。动言君上大权,总揽政治权,是违宪的,是对人民权力的剥夺。
只有以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,才是立宪的本来意义。
严正声明:“授亲贵以国务大臣,无以明朝廷大公之心迹”,皇族内阁问题绝对不能通融。
事情就是这样,不管下边喊得多凶,不管下边的意见多有道理,但权力在朝廷手里,朝廷不理睬,说什么都没有用。
君主立宪,需要特别开明,思想境界极高,道德品质极好的君主。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毫不贪图个人的权力及名利,这样的人,不能说是没有,但肯定是为数极少的。
一个国家能够遇上,那才是国家之幸,人民之幸。
而在大多数时候,没有制度和有效机制对专制进行强有力的限制,靠当权者的良心发现和自觉自愿,君主立宪是很难实现的。
民主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人民群众自己去争取,而不能靠封建统治者的恩赐。
载沣或许在想,反正大权在自己手中,无论你们大家怎么喊、怎么叫,我就是不理睬,你们能把我怎么样?
从表面看似乎是这样,但让载沣想不到的是,人民用和平的方式,达不到目的,很多的人就会诉诸暴力,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加速清朝统治的灭亡。
袁世凯在农工商部当参丞的长子袁克定,这一天又回彰德洹上探望父亲。
每一次他都会很详尽的讲朝廷的事,袁世凯每次也都听得很仔细。
这一次,他显然对责任内阁更感兴趣,听完了这个被称做“皇族内阁”的名单和各方的反应后,袁世凯沉吟了良久,没有说话。
袁克定征求父亲对这份名单的看法,袁世凯说:“说实在话,这个责任内阁的組成人员,还是很不错的。
“就拿总.理大臣奕劻来说,人虽然有些贪,但他是很开通的,也识大体。载泽在海外的华人和立宪派中,口碑是不错的。善耆在宗室皇族中则是最开明的一个,他与海军大臣载洵出洋考察时,曾在国外与立宪派的梁启超诸人有过密切的接触,思想是很前卫的。
“溥伦作为资政院的总裁,一直在致力于立宪。而司法大臣绍昌一直在主持起草法律,《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》、《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》、《大清民律草案》这些法律都是出自他手,如果他不是立宪派,还有谁能称得起立宪派。至于你徐世昌伯父,就更不用说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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