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92章 最后十分钟
“桐油”、“滇锡”,连续获得的几笔的美国贷款,对于中国危殆中的抗战局势,无疑是雪中炭、及时雨。后来,胡适还与宋子文合作,促成美国向中国贷款一亿美元。
毫无疑问,除了缓解民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外,美国给予中国的贷款还有另外的意义,就是恶化美日关系。事实也正是这样,日本为了报复美国对中国的支持,日军向在华的美国人发泄不满,占其租界,轰炸其在华商埠企业。对此,美国政府多次向日本提出交涉和抗议,可是,正在嚣张势头上的日本政府,却置若罔闻,恣行无忌。
1939年7月26日,美国政府忍无可忍之下,宣布废止“美日商约”。
胡适得此消息后,特别兴奋,觉得打了个大胜仗。
他对一些美国朋友说:“美国前次宣言废止‘美日商约’,确已挥动其最锋利武器,美国且可为和平与正义而利用其锋利无比之武器,以付诸日本。中国抗战愈久,其地位亦愈强。中国前途之关键,悉操于中国之手。中国继续抗战二十八个月,或至五年,则将来交涉时,中国之地位当愈见有利。”
在此期间,胡适还用大量准确的情报提醒美国人,日本早就对近在咫尺的美国远东利益如菲律宾、关岛等地构成威胁。这些情报不断得到证实,使得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他产生更大的好感,经常接见胡适,商讨中美合作的事宜和前景。
日本政坛上也不全是狂妄之徒,有些理性的人还是有的。针对胡适在美国的宣传攻势和巨大成功,日本外务省特地派出了他们的“王牌大使”——野村吉三郎、来栖三郎,还有文学家鹤见佑辅、经济学家石井菊次郎、雄辩家松冈洋石,来跟胡适进行全面对抗。
他们的目标很明确,做软的和硬的两手准备,先软后硬。软的就是利用美国的中立法,通过谈判,签订类似于和平协议之类的东西。如果软的不行,就来硬的,逼迫美国就范。
日本的这两个“王牌大使”都是军人出身,野村吉三郎甚至还在上海被抗日志士炸瞎了一只眼睛,这两只“三郎”很狡猾,也很阴险,他们利用很多美国人害怕卷入战争的心态,到处欺骗美说,日本绝不会侵害美国在远东的利益。但实际上,在他们来美之际,日本的庞大混合舰队已经秘密集结,准备一旦谈判失败,就对美国发起突然袭击!
美国妥协势力在日本人的欺骗下,终于占了上风。1941年9月24日,美国国务卿赫尔约见胡适,面带愧意地给胡适看了一份协议草案,这是美国和日本准备签订的妥协性协定。
胡适看后,顿时感到中国被无情地出卖了,一向温婉谦和的胡适竟然像一头雄狮那样勃然大怒!事后,赫尔在笔记中记录道:“这个小个子的中国人,愤怒得浑身颤抖,如果不是他那深厚的文学家的素养最后拦住他一把,我恐怕早已挨上他两记响亮的耳光了。”
胡适没有气馁,决定进行“最后十分钟的战斗”,直接约见罗斯福,痛陈日本人的阴险毒辣。罗斯福总统虽然从内心是希望站在反法西斯一方的,但是无奈美国国内的妥协势力太大,他也无能为力。
美国毕竟是民主国家,即便是总统制,总统也不能过分行使自己的权力。
胡适早就料到了这一点,又积极联络英国大使,直接与英国首相丘吉尔沟通。
丘吉尔作为英国战时首相,比美国人更清醒地知道日本对英国在远东太平洋的威胁有多大。关键时刻,丘吉尔亲自与罗斯福沟通,提醒他说,一旦中国垮掉,日本完全可能立即投入上百个师团,迅速拿下英美在远东太平洋的所有殖民地。
有了丘吉尔的支持,罗斯福也有了更大的底气,最终否决了与日本的那份妥协协定,
否决了与日本的那份妥协协定后,罗斯福很快约见胡适,说美国将更多地支援中国。同时,罗斯福在这次会见中,强烈地预感到:“日本极有可能就在这之后几天,在某个地方对美国发起进攻。”
不过,此时罗斯福没有想到会是珍珠港,觉得可能是菲律宾或者关岛。
日本东条内阁成立,派野村、来栖赴美国,以继续日美谈判遮人耳目,实则掩盖其对美作战的准备。这期间,胡适多次拜访罗斯福,坦诚地与之交流远东局势发展的信息。
12月7日,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将要发生的当日,胡适正在纽约演说,罗斯福打来电话,约他在白宫相见。来到白宫,罗斯福开门见山地说:“胡适,那两个家伙(指野村、来栖)方才离开这里,我把不能妥协的话坚定地告诉他们了,你可即刻电告蒋委员长,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事的可能。”
罗斯福的预感很灵验。目空一切的日本军国主义者,见软的不行,就在这一天,日本出动6艘航母、14艘军舰、441架飞机,对美国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。给美国海军沉重打击,造成了空前的损失。但是,他们的胜利只是暂时,因为他们此举,唤醒了大洋彼岸的雄狮,也敲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丧钟。
离开白宫,胡适刚到使馆,便又接到罗斯福的电话:“胡适,方才接到报告,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。”
次日,日本对英、美宣战,太平洋战争爆发。
美国著名的反战派人士查理毕尔说,美日之间的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,但是,罗斯福为了维护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,不幸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。
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胡适之功,这肯定是谈不上的,但胡适在其中的作用,是不能忽视的。
是胡适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抗战而予以广泛的同情,逐步打破了美国部分孤立主义势力试图置身战外的企图。同样也是胡适参与促成的桐油借款打开了美国援华之门。又是胡适在促成美国修改中立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。还是胡适在阻止日美妥协的重大问题上立了大功。
这些,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。但是,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,胡适还做了一件很少被人知的事。
1938年10月,日军进攻武汉、广州,中国政府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。高层内部有主张直接与日本媾和的。蒋介石则希望美国总统罗斯福出面调停中日战事。受美国国内形势的限制,罗斯福认为调解的时机未到,婉言拒绝了。
1939年9月,欧洲大战爆发,整个国际形势都极为紧张,用胡适的话说罗斯福“也不免手忙脚乱”。
9月8日,罗斯福约见胡适,提出远东战事调停的可能条件,其中包括东三省由中日“共用共管”一项。罗斯福希望援引此前不久英美共用共管Canton岛和Enderbury岛的先例,由中日两国“共用共管”中国的东三省。
胡适听了极为着急,离开后马上去查这两个岛的情况,他发现,Canton岛九英里长,最宽的地方50码,岛上居民40人;Enderbury岛三英里长,岛上居民4人。Canton岛和Enderbury岛是太平洋中的两个小岛。不论面积,还是人口,这两个岛屿显然都没法和中国的东三省相提并论。胡适当然对罗斯福的提议极为震惊。
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,胡适认为和谈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。但在1937年9月以后,他转而主张“苦撑待变”、“和比战难”。胡适认为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如果和谈的话,敌人的要价必然很高。日本所要求的,只是中国投降和屈服,中国无法做到委曲求全。所以,当时的胡适极力反对和谈。
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,胡适听了罗斯福的提议后当然非常着急。更糟的是,如前所述,在抗战初期,中国政府高层一直希望罗斯福出面调停中日战事。就在1939年9月28日,《纽约时报》上还登出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和美国合众社记者的长篇谈话,王氏公开主张美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。
在此内外夹击的情况下,胡适的做法颇能显示他的见识和魄力。
对于美国方面,胡适先是采取回避的方法。1939年9月8日以后的四十天里,胡适不去拜见罗斯福总统,只是托好友Hornbeck特别留意白宫的主张。胡适甚至也不去见财政部长Morgenthau,把借款的事情也拖延了两个星期。一个月里,胡适费尽苦心,起草了一个说帖(Mediation)交给美国外交部。表明中国能够苦战下去,并且列出中日和谈的八点困难。胡适在说帖中特别指出,东三省“共用共管”的主张是无法实行的,因为中日双方实力悬殊、仇恨太深;慕尼黑和谈的前例表明,仅仅要求弱者作出领土牺牲并不足以维持和平。
胡适起草的该说帖实际上是很委婉地否定了罗斯福的调停主张。
对于中国政府,胡适则采取了欺瞒的做法。可以肯定,罗斯福的调停主张,胡适一直没有向外交部和最高当局汇报。中国政府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。否则,最高当局是会积极进行这件事的。如此一来,中国的抗战图景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样了。
胡适这种做法,可谓是“独断独行”、“一手遮天”。他个人所负的责任可以说是天大的责任。换一个听话的官僚或者职业的外交官,是否有此见识、有此魄力,能够如此敢于承担责任呢?恐怕很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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毫无疑问,除了缓解民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外,美国给予中国的贷款还有另外的意义,就是恶化美日关系。事实也正是这样,日本为了报复美国对中国的支持,日军向在华的美国人发泄不满,占其租界,轰炸其在华商埠企业。对此,美国政府多次向日本提出交涉和抗议,可是,正在嚣张势头上的日本政府,却置若罔闻,恣行无忌。
1939年7月26日,美国政府忍无可忍之下,宣布废止“美日商约”。
胡适得此消息后,特别兴奋,觉得打了个大胜仗。
他对一些美国朋友说:“美国前次宣言废止‘美日商约’,确已挥动其最锋利武器,美国且可为和平与正义而利用其锋利无比之武器,以付诸日本。中国抗战愈久,其地位亦愈强。中国前途之关键,悉操于中国之手。中国继续抗战二十八个月,或至五年,则将来交涉时,中国之地位当愈见有利。”
在此期间,胡适还用大量准确的情报提醒美国人,日本早就对近在咫尺的美国远东利益如菲律宾、关岛等地构成威胁。这些情报不断得到证实,使得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他产生更大的好感,经常接见胡适,商讨中美合作的事宜和前景。
日本政坛上也不全是狂妄之徒,有些理性的人还是有的。针对胡适在美国的宣传攻势和巨大成功,日本外务省特地派出了他们的“王牌大使”——野村吉三郎、来栖三郎,还有文学家鹤见佑辅、经济学家石井菊次郎、雄辩家松冈洋石,来跟胡适进行全面对抗。
他们的目标很明确,做软的和硬的两手准备,先软后硬。软的就是利用美国的中立法,通过谈判,签订类似于和平协议之类的东西。如果软的不行,就来硬的,逼迫美国就范。
日本的这两个“王牌大使”都是军人出身,野村吉三郎甚至还在上海被抗日志士炸瞎了一只眼睛,这两只“三郎”很狡猾,也很阴险,他们利用很多美国人害怕卷入战争的心态,到处欺骗美说,日本绝不会侵害美国在远东的利益。但实际上,在他们来美之际,日本的庞大混合舰队已经秘密集结,准备一旦谈判失败,就对美国发起突然袭击!
美国妥协势力在日本人的欺骗下,终于占了上风。1941年9月24日,美国国务卿赫尔约见胡适,面带愧意地给胡适看了一份协议草案,这是美国和日本准备签订的妥协性协定。
胡适看后,顿时感到中国被无情地出卖了,一向温婉谦和的胡适竟然像一头雄狮那样勃然大怒!事后,赫尔在笔记中记录道:“这个小个子的中国人,愤怒得浑身颤抖,如果不是他那深厚的文学家的素养最后拦住他一把,我恐怕早已挨上他两记响亮的耳光了。”
胡适没有气馁,决定进行“最后十分钟的战斗”,直接约见罗斯福,痛陈日本人的阴险毒辣。罗斯福总统虽然从内心是希望站在反法西斯一方的,但是无奈美国国内的妥协势力太大,他也无能为力。
美国毕竟是民主国家,即便是总统制,总统也不能过分行使自己的权力。
胡适早就料到了这一点,又积极联络英国大使,直接与英国首相丘吉尔沟通。
丘吉尔作为英国战时首相,比美国人更清醒地知道日本对英国在远东太平洋的威胁有多大。关键时刻,丘吉尔亲自与罗斯福沟通,提醒他说,一旦中国垮掉,日本完全可能立即投入上百个师团,迅速拿下英美在远东太平洋的所有殖民地。
有了丘吉尔的支持,罗斯福也有了更大的底气,最终否决了与日本的那份妥协协定,
否决了与日本的那份妥协协定后,罗斯福很快约见胡适,说美国将更多地支援中国。同时,罗斯福在这次会见中,强烈地预感到:“日本极有可能就在这之后几天,在某个地方对美国发起进攻。”
不过,此时罗斯福没有想到会是珍珠港,觉得可能是菲律宾或者关岛。
日本东条内阁成立,派野村、来栖赴美国,以继续日美谈判遮人耳目,实则掩盖其对美作战的准备。这期间,胡适多次拜访罗斯福,坦诚地与之交流远东局势发展的信息。
12月7日,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将要发生的当日,胡适正在纽约演说,罗斯福打来电话,约他在白宫相见。来到白宫,罗斯福开门见山地说:“胡适,那两个家伙(指野村、来栖)方才离开这里,我把不能妥协的话坚定地告诉他们了,你可即刻电告蒋委员长,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事的可能。”
罗斯福的预感很灵验。目空一切的日本军国主义者,见软的不行,就在这一天,日本出动6艘航母、14艘军舰、441架飞机,对美国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。给美国海军沉重打击,造成了空前的损失。但是,他们的胜利只是暂时,因为他们此举,唤醒了大洋彼岸的雄狮,也敲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丧钟。
离开白宫,胡适刚到使馆,便又接到罗斯福的电话:“胡适,方才接到报告,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。”
次日,日本对英、美宣战,太平洋战争爆发。
美国著名的反战派人士查理毕尔说,美日之间的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,但是,罗斯福为了维护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,不幸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。
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胡适之功,这肯定是谈不上的,但胡适在其中的作用,是不能忽视的。
是胡适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抗战而予以广泛的同情,逐步打破了美国部分孤立主义势力试图置身战外的企图。同样也是胡适参与促成的桐油借款打开了美国援华之门。又是胡适在促成美国修改中立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。还是胡适在阻止日美妥协的重大问题上立了大功。
这些,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。但是,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,胡适还做了一件很少被人知的事。
1938年10月,日军进攻武汉、广州,中国政府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。高层内部有主张直接与日本媾和的。蒋介石则希望美国总统罗斯福出面调停中日战事。受美国国内形势的限制,罗斯福认为调解的时机未到,婉言拒绝了。
1939年9月,欧洲大战爆发,整个国际形势都极为紧张,用胡适的话说罗斯福“也不免手忙脚乱”。
9月8日,罗斯福约见胡适,提出远东战事调停的可能条件,其中包括东三省由中日“共用共管”一项。罗斯福希望援引此前不久英美共用共管Canton岛和Enderbury岛的先例,由中日两国“共用共管”中国的东三省。
胡适听了极为着急,离开后马上去查这两个岛的情况,他发现,Canton岛九英里长,最宽的地方50码,岛上居民40人;Enderbury岛三英里长,岛上居民4人。Canton岛和Enderbury岛是太平洋中的两个小岛。不论面积,还是人口,这两个岛屿显然都没法和中国的东三省相提并论。胡适当然对罗斯福的提议极为震惊。
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,胡适认为和谈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。但在1937年9月以后,他转而主张“苦撑待变”、“和比战难”。胡适认为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如果和谈的话,敌人的要价必然很高。日本所要求的,只是中国投降和屈服,中国无法做到委曲求全。所以,当时的胡适极力反对和谈。
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,胡适听了罗斯福的提议后当然非常着急。更糟的是,如前所述,在抗战初期,中国政府高层一直希望罗斯福出面调停中日战事。就在1939年9月28日,《纽约时报》上还登出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和美国合众社记者的长篇谈话,王氏公开主张美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。
在此内外夹击的情况下,胡适的做法颇能显示他的见识和魄力。
对于美国方面,胡适先是采取回避的方法。1939年9月8日以后的四十天里,胡适不去拜见罗斯福总统,只是托好友Hornbeck特别留意白宫的主张。胡适甚至也不去见财政部长Morgenthau,把借款的事情也拖延了两个星期。一个月里,胡适费尽苦心,起草了一个说帖(Mediation)交给美国外交部。表明中国能够苦战下去,并且列出中日和谈的八点困难。胡适在说帖中特别指出,东三省“共用共管”的主张是无法实行的,因为中日双方实力悬殊、仇恨太深;慕尼黑和谈的前例表明,仅仅要求弱者作出领土牺牲并不足以维持和平。
胡适起草的该说帖实际上是很委婉地否定了罗斯福的调停主张。
对于中国政府,胡适则采取了欺瞒的做法。可以肯定,罗斯福的调停主张,胡适一直没有向外交部和最高当局汇报。中国政府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。否则,最高当局是会积极进行这件事的。如此一来,中国的抗战图景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样了。
胡适这种做法,可谓是“独断独行”、“一手遮天”。他个人所负的责任可以说是天大的责任。换一个听话的官僚或者职业的外交官,是否有此见识、有此魄力,能够如此敢于承担责任呢?恐怕很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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