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25章 当上了教育总长
1911年10月10日,武昌革命爆发。当时的蔡元培还身在德国,正在一所德国小镇的中学里埋头于他的心理学实验。这时,从遥远的东方传来了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。蔡元培敏锐地感觉到:划时代的转折来临了!
蔡元培马上提前结束了他的研究,赶到德国首都柏林随时了解国内革命形势的进展。他和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们一起阅读报章上有关中国革命的报道,相互联络,想办法响应国内的革命。
这时,上海光复后被推为沪军都督的陈其美给蔡元培来电报促其回国,蔡元培即取道西伯利亚,于11月28日抵达上海。
从此,蔡元培投身到了创建民国的事业。
孙.中.山在筹建临时政.府时,本提名章太炎入阁任教育部长,因章太炎性情率直,与同志多有积怨,反对的人很多,于是,孙.中.山把人选改为大家眼中温和宽厚的蔡元培。
1912年元旦,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.府成立,孙.中.山被一众革命党人推为临时大总统。孙中山在组建政.府部门的时候,任命学界革命党人中声望卓著的蔡元培当教育总长。
蔡元培本来曾有过“以身许国,功成身退”誓言,这时候孙中山要他去政府中当官,蔡元培先是婉辞。但眼见国家初创、百废待举,还远远没到“功成身退”的时候,而且孙中山派来的代表说,您这样德高望重的人如果不就任,恐怕其他的职位大家都不好就任了。于是1912年1月5日,蔡元培便以民国教育总长的身份,出现在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首次国务会议上。
这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初创,可谓无钱无粮。教育总长蔡元培曾问过给予他任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,教育部在何处办公,结果孙中山答以“此须汝自行寻觅,我不能管也”。后来,时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的马相伯先生,借给蔡元培内务司办公楼的三间屋子,蔡元培的教育部这才开了张。
有一天,总统府通知去领教育部的办公大印。教育部人手少,连跑腿的杂役也派不出。当了总长的蔡元培也不管什么身份,自己挟了块白布,坐着人力车去总统府领了大印,用布包着带回教育部。
办公条件可以简陋,排场也可以不讲,但用人是不能有半点马虎。在延揽部内人员时,蔡元培力求用一流的人才。许寿裳、周树人(鲁迅)、蒋维乔、钟观光、俞大纯等大师级的人物,就是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陆续进入了教育部。
有一个年仅23岁的陌生青年,叫王云五,他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,力陈如何办好民国高等教育。蔡元培细阅之下,觉得信中的意见很中肯,力邀王云五到教育部兼职。
这个王云五,后来成为著名的出版家、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。
两人从此也缔结下了近30年的忘年深交,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,王云五是朋友中唯一随侍病榻的送终者。
一天,蔡元培在报上看到《孔学商榷》一文,看后很是欣赏,一打听,写文章的这个叫胡玉缙的作者是清末学部的部员,蔡元培也邀请他到教育部工作。
蔡元培用人的另一个原则是“为事择人,不设冗员”。诺大的一个教育部,连誊写杂务在内只三十余人,不足其他部门的三分之一。
万事开头难,开头的事情也特别繁杂,如摸底各地的教育状况,有多少各级各类的学校,使用的教材情况。当时,教育部的各位同仁工作都特别紧张,有人说,“其工作气氛颇似书局之编译所,而绝少官衙习气”。
当时,部内除总长和次长外,统称筹备员,无官职和等级之分。每人每月薪俸,均为几十元,次长和总长也不例外,酷似黎元洪领导下的首义之后的湖北军政府。
中国古代至晚清,中式的传统教育主要发展出了以下几种形式:
(一)府学和县学。它们是为开科取士而设立的,是地方性的官学,属于教育、研究和行政的统一体,对于一个地方的教育发展起着指导作用。府学与县学由官府任命教授人员,教学内容专攻儒学。学生主要由学校供给膳食。
(二)书院。它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,始于唐末五代,至宋代有较大的发展。它的教育目的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式和组织管理都有许多不同于府、县学的特点。学习方法以个人钻研为主,学习内容以经学为主,兼学古文、制艺,发展至后期,又兼学历史、舆地、说文、算术、金石。书院经费大都由创建者捐助,少数官办。书院与地方官学相比,规章制度、课程设置较周详,注重精研古学,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学田供给。书院掌教人选,大都是素孚众望的学者。
(三)社学和义学。它是元代发展起来的封建社会初等教育单位。至正九年(1349),达鲁花赤八不沙建立社学一百三十余所。元代社学基本上为官办,明洪武八年(1375)诏府、州、县每五十家立社学一所。
(四)私塾和家塾。它们是历史悠久、设置普遍的初等教育单位,它在中国至1949年后才消亡。陈登原《国史旧闻》卷四十八举自晋至两宋的事例说明:“其一,弟子从师,是为私塾;其二,师从弟子,此则当为家塾。”
私塾大抵有四种类型:一是以官款或地方公款设立,收教贫寒子弟;二是由义庄或宗祠设立,专教一姓子弟;三是有一家或数家设塾,延师教其子弟;四是塾师自行设馆,招收附近学生。
它的教学内容从识字开始,主要教材是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幼学琼林》《千家诗》,以及《四书》《五经》《古文观止》等,目的是学习八股文,为科举考试做准备。
虽然中国的传统学校有如上的种种形式,但总的来说,中国传统的教育向来是以私人教育为主流的。自孔子开创此传统,因此他被尊称为“至圣先师”,中国的教育,主要都靠民间私人教育。
县学、府学、太学,有时兴盛,有时衰微,而且名额有限,所以大部分文人不是官学培养的。
总体来讲,古代社会物质尚不丰裕的情况下,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得到受教育机会的只是极少数人,教育是一种稀缺资源,这远远无法适应近现代的世界潮流。
西风东渐,给东方故国吹来了阵阵新风。清朝光绪末年,一份名为《强迫教育章程》的清政府官方文件出炉,这份由清朝学部颁布的文件简陋得只有10个条款,却从某种意义上说开了近代义务教育的先声。
旧时的所谓“强迫教育”,其实类似于今天所说的“全民义务教育”。《强迫教育章程》规定,全国各地官府必须广设劝学所,各个省城须设蒙学100处,各府州县设40处;孩子满了7岁必须入学,否则“罪及父母”;朝廷每过两年考核,地方官如果敷衍塞责,查实后予以处罚;如有地方绅士捐资助学,也会给予奖励。
朝廷的诏令一出,相关的清朝地方官员忙作一团。“强迫教育”压根儿就是个新事物,大家以前从来没听说过,官府也没好好跟老百姓解释,只是翻来覆去强调“幼童不入学,将罪及父母”。在广州,警察纷纷出动挨家挨户上门调查统计适龄儿童数目,为“强迫教育”的实施做准备。
这么一来,硬是把一个好好的“德政”变成了闹剧。家有孩子的父母心里全打起了鼓:警察挨家挨户上门,会不会把孩子锁起来,押进学堂去?左邻右舍一商量,大家认为还是把孩子先送进私塾避一避为好。结果广州城内各处私塾人头攒动,家长们的首要目标就是为孩子挂个名,拿个学籍,以免被警察拘了去。爹娘忧心如焚,私塾先生趁机提价,倒发了笔小财。“强迫教育”本意在于减少文盲、惠及民众,这样一来倒成了不折不扣的扰民之举。
这时的清王朝已日薄西山,这样大规模地办教育,需要的是财力以及高效的组织能力,几乎不可能办下去。结果,推广“强迫教育”的措施只能是雷声大、雨点小。随着清王朝走向覆灭,《强迫教育章程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。
接下来便是甲午海战的失败和大清帝国的衰落,痛定思痛后的“教育救国”的勃兴。
戊戌变法时期,严复认为首先必须兴办教育,开通民智,然后才能实行君主立宪,救复中华。
到辛亥革命时期,一些刊物更是大声呼吁“教育救国”:“亡国亡种,人人不必居其罪,惟教育者之罪;强国强种,人人不得居其功,惟教育者之功。无他,教育者进化之的也”。
在“教育救国”的实践中,蔡元培当然是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。
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,国家的教育该如何筹划?所谓教育方针一日不明,全国学界就难有旨归,有关人士不停的呼吁,请总长定夺。
蔡元培没有让大家失望,多年从事教育和出国游学的实践,似乎已经使他成竹在胸。但是,他还是特别注意倾听各方的意见,特別是这方面的专家和学者。对于有些人,蔡元培不惜登门造访。由于善于汇集众人的意见,一个接一个的新政便陆续推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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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元培马上提前结束了他的研究,赶到德国首都柏林随时了解国内革命形势的进展。他和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们一起阅读报章上有关中国革命的报道,相互联络,想办法响应国内的革命。
这时,上海光复后被推为沪军都督的陈其美给蔡元培来电报促其回国,蔡元培即取道西伯利亚,于11月28日抵达上海。
从此,蔡元培投身到了创建民国的事业。
孙.中.山在筹建临时政.府时,本提名章太炎入阁任教育部长,因章太炎性情率直,与同志多有积怨,反对的人很多,于是,孙.中.山把人选改为大家眼中温和宽厚的蔡元培。
1912年元旦,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.府成立,孙.中.山被一众革命党人推为临时大总统。孙中山在组建政.府部门的时候,任命学界革命党人中声望卓著的蔡元培当教育总长。
蔡元培本来曾有过“以身许国,功成身退”誓言,这时候孙中山要他去政府中当官,蔡元培先是婉辞。但眼见国家初创、百废待举,还远远没到“功成身退”的时候,而且孙中山派来的代表说,您这样德高望重的人如果不就任,恐怕其他的职位大家都不好就任了。于是1912年1月5日,蔡元培便以民国教育总长的身份,出现在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首次国务会议上。
这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初创,可谓无钱无粮。教育总长蔡元培曾问过给予他任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,教育部在何处办公,结果孙中山答以“此须汝自行寻觅,我不能管也”。后来,时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的马相伯先生,借给蔡元培内务司办公楼的三间屋子,蔡元培的教育部这才开了张。
有一天,总统府通知去领教育部的办公大印。教育部人手少,连跑腿的杂役也派不出。当了总长的蔡元培也不管什么身份,自己挟了块白布,坐着人力车去总统府领了大印,用布包着带回教育部。
办公条件可以简陋,排场也可以不讲,但用人是不能有半点马虎。在延揽部内人员时,蔡元培力求用一流的人才。许寿裳、周树人(鲁迅)、蒋维乔、钟观光、俞大纯等大师级的人物,就是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陆续进入了教育部。
有一个年仅23岁的陌生青年,叫王云五,他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,力陈如何办好民国高等教育。蔡元培细阅之下,觉得信中的意见很中肯,力邀王云五到教育部兼职。
这个王云五,后来成为著名的出版家、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。
两人从此也缔结下了近30年的忘年深交,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,王云五是朋友中唯一随侍病榻的送终者。
一天,蔡元培在报上看到《孔学商榷》一文,看后很是欣赏,一打听,写文章的这个叫胡玉缙的作者是清末学部的部员,蔡元培也邀请他到教育部工作。
蔡元培用人的另一个原则是“为事择人,不设冗员”。诺大的一个教育部,连誊写杂务在内只三十余人,不足其他部门的三分之一。
万事开头难,开头的事情也特别繁杂,如摸底各地的教育状况,有多少各级各类的学校,使用的教材情况。当时,教育部的各位同仁工作都特别紧张,有人说,“其工作气氛颇似书局之编译所,而绝少官衙习气”。
当时,部内除总长和次长外,统称筹备员,无官职和等级之分。每人每月薪俸,均为几十元,次长和总长也不例外,酷似黎元洪领导下的首义之后的湖北军政府。
中国古代至晚清,中式的传统教育主要发展出了以下几种形式:
(一)府学和县学。它们是为开科取士而设立的,是地方性的官学,属于教育、研究和行政的统一体,对于一个地方的教育发展起着指导作用。府学与县学由官府任命教授人员,教学内容专攻儒学。学生主要由学校供给膳食。
(二)书院。它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,始于唐末五代,至宋代有较大的发展。它的教育目的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式和组织管理都有许多不同于府、县学的特点。学习方法以个人钻研为主,学习内容以经学为主,兼学古文、制艺,发展至后期,又兼学历史、舆地、说文、算术、金石。书院经费大都由创建者捐助,少数官办。书院与地方官学相比,规章制度、课程设置较周详,注重精研古学,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学田供给。书院掌教人选,大都是素孚众望的学者。
(三)社学和义学。它是元代发展起来的封建社会初等教育单位。至正九年(1349),达鲁花赤八不沙建立社学一百三十余所。元代社学基本上为官办,明洪武八年(1375)诏府、州、县每五十家立社学一所。
(四)私塾和家塾。它们是历史悠久、设置普遍的初等教育单位,它在中国至1949年后才消亡。陈登原《国史旧闻》卷四十八举自晋至两宋的事例说明:“其一,弟子从师,是为私塾;其二,师从弟子,此则当为家塾。”
私塾大抵有四种类型:一是以官款或地方公款设立,收教贫寒子弟;二是由义庄或宗祠设立,专教一姓子弟;三是有一家或数家设塾,延师教其子弟;四是塾师自行设馆,招收附近学生。
它的教学内容从识字开始,主要教材是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幼学琼林》《千家诗》,以及《四书》《五经》《古文观止》等,目的是学习八股文,为科举考试做准备。
虽然中国的传统学校有如上的种种形式,但总的来说,中国传统的教育向来是以私人教育为主流的。自孔子开创此传统,因此他被尊称为“至圣先师”,中国的教育,主要都靠民间私人教育。
县学、府学、太学,有时兴盛,有时衰微,而且名额有限,所以大部分文人不是官学培养的。
总体来讲,古代社会物质尚不丰裕的情况下,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得到受教育机会的只是极少数人,教育是一种稀缺资源,这远远无法适应近现代的世界潮流。
西风东渐,给东方故国吹来了阵阵新风。清朝光绪末年,一份名为《强迫教育章程》的清政府官方文件出炉,这份由清朝学部颁布的文件简陋得只有10个条款,却从某种意义上说开了近代义务教育的先声。
旧时的所谓“强迫教育”,其实类似于今天所说的“全民义务教育”。《强迫教育章程》规定,全国各地官府必须广设劝学所,各个省城须设蒙学100处,各府州县设40处;孩子满了7岁必须入学,否则“罪及父母”;朝廷每过两年考核,地方官如果敷衍塞责,查实后予以处罚;如有地方绅士捐资助学,也会给予奖励。
朝廷的诏令一出,相关的清朝地方官员忙作一团。“强迫教育”压根儿就是个新事物,大家以前从来没听说过,官府也没好好跟老百姓解释,只是翻来覆去强调“幼童不入学,将罪及父母”。在广州,警察纷纷出动挨家挨户上门调查统计适龄儿童数目,为“强迫教育”的实施做准备。
这么一来,硬是把一个好好的“德政”变成了闹剧。家有孩子的父母心里全打起了鼓:警察挨家挨户上门,会不会把孩子锁起来,押进学堂去?左邻右舍一商量,大家认为还是把孩子先送进私塾避一避为好。结果广州城内各处私塾人头攒动,家长们的首要目标就是为孩子挂个名,拿个学籍,以免被警察拘了去。爹娘忧心如焚,私塾先生趁机提价,倒发了笔小财。“强迫教育”本意在于减少文盲、惠及民众,这样一来倒成了不折不扣的扰民之举。
这时的清王朝已日薄西山,这样大规模地办教育,需要的是财力以及高效的组织能力,几乎不可能办下去。结果,推广“强迫教育”的措施只能是雷声大、雨点小。随着清王朝走向覆灭,《强迫教育章程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。
接下来便是甲午海战的失败和大清帝国的衰落,痛定思痛后的“教育救国”的勃兴。
戊戌变法时期,严复认为首先必须兴办教育,开通民智,然后才能实行君主立宪,救复中华。
到辛亥革命时期,一些刊物更是大声呼吁“教育救国”:“亡国亡种,人人不必居其罪,惟教育者之罪;强国强种,人人不得居其功,惟教育者之功。无他,教育者进化之的也”。
在“教育救国”的实践中,蔡元培当然是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。
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,国家的教育该如何筹划?所谓教育方针一日不明,全国学界就难有旨归,有关人士不停的呼吁,请总长定夺。
蔡元培没有让大家失望,多年从事教育和出国游学的实践,似乎已经使他成竹在胸。但是,他还是特别注意倾听各方的意见,特別是这方面的专家和学者。对于有些人,蔡元培不惜登门造访。由于善于汇集众人的意见,一个接一个的新政便陆续推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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