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92章 冯国璋和段祺瑞
冯国璋做了总统后,曾表示尊重责任内阁制,对于段祺瑞用人和行政方面的决策都不干涉,段对冯在态度上也比对黎元洪时好得多。
冯和段这两个实力派,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就在一起共事,在反对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中始终站在同一阵线,按说,他们应该能处到一起,其实不然。
从冯与段的性格上看,段祺瑞比较强势刚愎,有主见。而冯国璋虽给人的感觉,显得软弱、庸碌,好商量事,但其实是个极有心机之人。而最重要的,想让冯当一个和黎元洪一样的受气、什么事都不能管的总统,是绝对不能接受的。而段则是决不肯放弃半点权力的,因此两人的争斗反而是不可避免的。
前边说过,张勋复辟后,黎元洪放下了面子,以国家大局为重,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,并令他挂帅讨贼。
讨逆胜利后,一直在努力调解府院之争的张国淦曾力劝段祺瑞迎黎元洪复位,他说:“相对而言,和黎元洪共事其实比较容易,因为他手中无兵,而且刚经受过挫折,会吸取教训;而冯国璋既有兵权,又是新官上任,遇事必然逞强好胜,因此将更难对付。”
张国淦的分析入情入理,完全是出于对段祺瑞的一片爱护之忱。
有人说,如果段祺瑞能够接受,学古人将相和,也许可以开创一个双赢的新局面。可惜他对黎元洪罢免自己耿耿于怀,终于因私而废公,挟愤而忘义,拒绝了这个建议。
虽然,历史不可能是个别英雄人物所创造。但手握稀有资源,像段祺瑞、黎元洪这样身居高位之人,他们对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自然是普通人无法相比的。如果他们能有广阔胸怀,能有超人智慧,有良好的个人品德,能顺应历史潮流而动,应该是能够使历史的进程少走一些弯路的。
不消说我们这个刚刚从专制中走出的新成员,就是M国这样的民主制度较为健全的国家,换上一个任性妄为的总统,也把国家祸害得不轻。所幸是民主制度,有任期,任期满了,可以通过选举把他搞掉。如果是封建专制下,遇到这样的皇帝,就只有两条路可走:一条是揭竿而起,改朝换代,这要以天下大乱,人们的苦难为代价。还有一条路就是逆来顺受,希望这个坏皇帝死后,能换上一个好一点的皇帝。
或许,可以选择,万一没选好还能有途径挽救,比如弹劾,这无疑是民主共和优于封建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从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府院纠纷中,段固然是主要责任的一方,但黎的责任也是不可低估的。试想,如果黎对段能像当初对他曾经的顶头上司张彪一样的忍辱负重,一样的事事忍受,段难道就不能被感动吗?是不是当了大总统,地位变了,人也变了呢?
再者说,请神不能送神,图痛快把段祺瑞这个总理免掉,惹了多大的祸呀!
但是,如果我们把府院之争,仅仅归咎于个人的原因,那对问题的认识就太浅薄了。从专制到民主共和,不会是一帆风顺,更不可一步到位。是要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,是要经过一番磨难的,而府院之争是不是这磨难的一部分呢?
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帝制,民主共和是新鲜的舶来品,我们肯定要有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的。而更深层的是经济的原因,也就是受限于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的历史局限性。而走向民主共和,建立起完善的民主制度,还有一个重要条件,就是要有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,一代与民主共和相适应的,具有一定的民主意识的新人。这样的人,也可以称之为合格的公民,或许是民主共和的真正基础。而这一代新人,同样是需要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才能培育长成。
西方的共和体制大体可以分为两种:一种是美国式的总统制,另一种是法国式的内阁制。这两种制度各有优劣,总统制度下,个人的权力要大一些,优势是效率高,劣势是个人弄不好要胡作非为。而内阁制应该是正好相反。至于哪个国家更需要总统制或是内阁制,或者还有其他形式的民主制度,这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。西方的共和体制,肯定也是经历过一个完善的过程的。从这两个制度不难看出,他们也经历过不止一次“府院之争”,所以演绎出两种较为典型的制度。
而无论是总统制或是内阁制,和封建皇帝相比,个人的权利都是很有限的,有法律和制度对其制约。当然,这里的前提是国家有力量保障法律和制度对个人权力的制约,或者是国家已经发展到法律和制度对个人的权力有制约的能力。
我们还是说段祺瑞和冯国璋吧。
开始时,在冯国璋看来,他当了副总统都高段这个总理一头,当了总统至少要高段两头了,自己是要做一下姿态的。所以能主动的放低身段,主动的胸怀若谷。这样,当然相安无事。
但时间长了,他品出滋味了,原来和段共事的这个总统,差不多是啥也不是,这情何以堪呢?
你退一步,人家说不定要进两步。不行得争。
这争执的第一遭,是军权,这也是历来总统、总理间的争执焦点。冯就任不久,就想恢复“大元帅陆海军统率办事处”,段当然不肯同意。段在国务院设立了“参陆办公处”,以取代袁世凯时代的“统率办事处”。
冯要过问全国大事,坚决不做有名无实、像个泥塑的大总统。段在这一方面总算让了步,自民国六年十月八日起,每天派一位官员向总统报告政情。
可是,总统、总理之争,不是表面的,或是一件事情上让一点步就可以和缓。
在用兵方面,段的主张是武统南方,而冯和陆荣廷、唐继尧有交流,希望和南方和解。
在对四川用兵时,是平定四川内乱,从表面看是不得已而为之,两个人没产生太大的分歧。但是对湖南用兵不一样,于是,两个人的矛盾和冲突公开化了。
段派傅良佐督湘后,湖南旅京士绅要求政.府勿在湖南用兵,他们向冯请愿,冯叫他们去问内阁。这就是明明告诉请愿的人说:是段祺瑞要向湖南用兵,与我冯国璋无关。
刘建藩、林修梅在湖南宣布自主,内阁决定下讨伐令,冯认为这是小题大作,应该大事化小,所以冯便不肯在讨伐令上面盖印。
当湖南战事发生后,北京政.府的讨伐令仍没有颁布。有人把当时的情势如此形容:“段内阁对外(指对德奥)宣而不战,对内战而不宣。”
冯、段两人的暗斗,就是北洋派直系和皖系的斗争。这两系在军事上各有力量,各有地盘,可是他们也各有弱点。直系占有长江三省地盘,然而湖北、江西和江苏不相联结,并且因为地形分散而力量不集中,尤其是江苏更是处于皖系势力的三面包围中。至于冯国璋自己身居北京,也是在皖系势力范围内。
不过,皖系军人纸上谈兵的多,肯打硬仗的少,而且在用兵西南时,必须越过长江,要经过直系的地盘。直系地区虽然分散,却是皖系用兵西南必经的通道,所以段在征南军事上必须要取得冯的支持。
需要合作了,冯手里有了筹码,也就可以互相牵制了,于是,冲突也上台阶。
段的武力统一,军事征南都是要花大钱的,钱从何处来呢?只有借款一途。
当时因为欧战激烈,英法无力借款,日本遂乘机而入。段祺瑞这时亦想借日本的支持达到他征南和统一的梦想,因此他重用曹汝霖,请他兼摄财政总长。曹是著名的亲日派,段后来为国人攻击卖国,和重用曹有很大关系。
日本为了对中国贷款,以朝鲜、台湾、兴业三银行合组一特殊银行团,由日人西原龟三经手,这便是后来有名的“西原借款”。
“西原借款”的背景是:日本大隈内阁曾以强硬态度向袁世凯提出《二十一条》,企图一举鲸吞中国,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。继任内阁首相寺内正毅鉴于前任之失败,乃以大量借款代替强硬交涉,既可缓和中国人民的激忿不满,又收加紧控制、掠夺中国之效。
日本的经济状况,因欧战关系增加了商品输出,有了过剩的资本,为向中国输出资本提供了可能条件。
因此,日本便采取了所谓“菊分根”政策,即像菊花分根移植一样,将资本输入中国,大量借款给段祺瑞政.府,以获得掠夺中国种种特权,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。
为了向中国输出资本,才有日本的兴业、朝鲜、台湾三家银行在政.府的支持下组成特殊银行团,专事对华投资。
一九一七年八月,段祺瑞政.府也成立了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,作为借款的经手机关。
日本三家银行所组成的特殊银行团,只是名义上的承借银行,实际上,所借款项均由日本政.府从国库预备金中支出。
同时,所借款项不以日本政.府名义出面,而是由以寺内正毅私人代表身份的西原龟三出面联络。对华借款由特殊银行团承借并由西原龟三出面,这是日本政.府煞费苦心的特殊安排,以避免其他帝国主义的注意和干涉,实现其单独对华借款的野心。
为取得这笔款项,段祺瑞把东北的修筑铁路、砍伐森林和采矿等一系列中国主权出卖给日本,为日本后来全面侵占东北埋下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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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和段这两个实力派,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就在一起共事,在反对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中始终站在同一阵线,按说,他们应该能处到一起,其实不然。
从冯与段的性格上看,段祺瑞比较强势刚愎,有主见。而冯国璋虽给人的感觉,显得软弱、庸碌,好商量事,但其实是个极有心机之人。而最重要的,想让冯当一个和黎元洪一样的受气、什么事都不能管的总统,是绝对不能接受的。而段则是决不肯放弃半点权力的,因此两人的争斗反而是不可避免的。
前边说过,张勋复辟后,黎元洪放下了面子,以国家大局为重,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,并令他挂帅讨贼。
讨逆胜利后,一直在努力调解府院之争的张国淦曾力劝段祺瑞迎黎元洪复位,他说:“相对而言,和黎元洪共事其实比较容易,因为他手中无兵,而且刚经受过挫折,会吸取教训;而冯国璋既有兵权,又是新官上任,遇事必然逞强好胜,因此将更难对付。”
张国淦的分析入情入理,完全是出于对段祺瑞的一片爱护之忱。
有人说,如果段祺瑞能够接受,学古人将相和,也许可以开创一个双赢的新局面。可惜他对黎元洪罢免自己耿耿于怀,终于因私而废公,挟愤而忘义,拒绝了这个建议。
虽然,历史不可能是个别英雄人物所创造。但手握稀有资源,像段祺瑞、黎元洪这样身居高位之人,他们对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自然是普通人无法相比的。如果他们能有广阔胸怀,能有超人智慧,有良好的个人品德,能顺应历史潮流而动,应该是能够使历史的进程少走一些弯路的。
不消说我们这个刚刚从专制中走出的新成员,就是M国这样的民主制度较为健全的国家,换上一个任性妄为的总统,也把国家祸害得不轻。所幸是民主制度,有任期,任期满了,可以通过选举把他搞掉。如果是封建专制下,遇到这样的皇帝,就只有两条路可走:一条是揭竿而起,改朝换代,这要以天下大乱,人们的苦难为代价。还有一条路就是逆来顺受,希望这个坏皇帝死后,能换上一个好一点的皇帝。
或许,可以选择,万一没选好还能有途径挽救,比如弹劾,这无疑是民主共和优于封建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从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府院纠纷中,段固然是主要责任的一方,但黎的责任也是不可低估的。试想,如果黎对段能像当初对他曾经的顶头上司张彪一样的忍辱负重,一样的事事忍受,段难道就不能被感动吗?是不是当了大总统,地位变了,人也变了呢?
再者说,请神不能送神,图痛快把段祺瑞这个总理免掉,惹了多大的祸呀!
但是,如果我们把府院之争,仅仅归咎于个人的原因,那对问题的认识就太浅薄了。从专制到民主共和,不会是一帆风顺,更不可一步到位。是要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,是要经过一番磨难的,而府院之争是不是这磨难的一部分呢?
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帝制,民主共和是新鲜的舶来品,我们肯定要有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的。而更深层的是经济的原因,也就是受限于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的历史局限性。而走向民主共和,建立起完善的民主制度,还有一个重要条件,就是要有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,一代与民主共和相适应的,具有一定的民主意识的新人。这样的人,也可以称之为合格的公民,或许是民主共和的真正基础。而这一代新人,同样是需要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才能培育长成。
西方的共和体制大体可以分为两种:一种是美国式的总统制,另一种是法国式的内阁制。这两种制度各有优劣,总统制度下,个人的权力要大一些,优势是效率高,劣势是个人弄不好要胡作非为。而内阁制应该是正好相反。至于哪个国家更需要总统制或是内阁制,或者还有其他形式的民主制度,这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。西方的共和体制,肯定也是经历过一个完善的过程的。从这两个制度不难看出,他们也经历过不止一次“府院之争”,所以演绎出两种较为典型的制度。
而无论是总统制或是内阁制,和封建皇帝相比,个人的权利都是很有限的,有法律和制度对其制约。当然,这里的前提是国家有力量保障法律和制度对个人权力的制约,或者是国家已经发展到法律和制度对个人的权力有制约的能力。
我们还是说段祺瑞和冯国璋吧。
开始时,在冯国璋看来,他当了副总统都高段这个总理一头,当了总统至少要高段两头了,自己是要做一下姿态的。所以能主动的放低身段,主动的胸怀若谷。这样,当然相安无事。
但时间长了,他品出滋味了,原来和段共事的这个总统,差不多是啥也不是,这情何以堪呢?
你退一步,人家说不定要进两步。不行得争。
这争执的第一遭,是军权,这也是历来总统、总理间的争执焦点。冯就任不久,就想恢复“大元帅陆海军统率办事处”,段当然不肯同意。段在国务院设立了“参陆办公处”,以取代袁世凯时代的“统率办事处”。
冯要过问全国大事,坚决不做有名无实、像个泥塑的大总统。段在这一方面总算让了步,自民国六年十月八日起,每天派一位官员向总统报告政情。
可是,总统、总理之争,不是表面的,或是一件事情上让一点步就可以和缓。
在用兵方面,段的主张是武统南方,而冯和陆荣廷、唐继尧有交流,希望和南方和解。
在对四川用兵时,是平定四川内乱,从表面看是不得已而为之,两个人没产生太大的分歧。但是对湖南用兵不一样,于是,两个人的矛盾和冲突公开化了。
段派傅良佐督湘后,湖南旅京士绅要求政.府勿在湖南用兵,他们向冯请愿,冯叫他们去问内阁。这就是明明告诉请愿的人说:是段祺瑞要向湖南用兵,与我冯国璋无关。
刘建藩、林修梅在湖南宣布自主,内阁决定下讨伐令,冯认为这是小题大作,应该大事化小,所以冯便不肯在讨伐令上面盖印。
当湖南战事发生后,北京政.府的讨伐令仍没有颁布。有人把当时的情势如此形容:“段内阁对外(指对德奥)宣而不战,对内战而不宣。”
冯、段两人的暗斗,就是北洋派直系和皖系的斗争。这两系在军事上各有力量,各有地盘,可是他们也各有弱点。直系占有长江三省地盘,然而湖北、江西和江苏不相联结,并且因为地形分散而力量不集中,尤其是江苏更是处于皖系势力的三面包围中。至于冯国璋自己身居北京,也是在皖系势力范围内。
不过,皖系军人纸上谈兵的多,肯打硬仗的少,而且在用兵西南时,必须越过长江,要经过直系的地盘。直系地区虽然分散,却是皖系用兵西南必经的通道,所以段在征南军事上必须要取得冯的支持。
需要合作了,冯手里有了筹码,也就可以互相牵制了,于是,冲突也上台阶。
段的武力统一,军事征南都是要花大钱的,钱从何处来呢?只有借款一途。
当时因为欧战激烈,英法无力借款,日本遂乘机而入。段祺瑞这时亦想借日本的支持达到他征南和统一的梦想,因此他重用曹汝霖,请他兼摄财政总长。曹是著名的亲日派,段后来为国人攻击卖国,和重用曹有很大关系。
日本为了对中国贷款,以朝鲜、台湾、兴业三银行合组一特殊银行团,由日人西原龟三经手,这便是后来有名的“西原借款”。
“西原借款”的背景是:日本大隈内阁曾以强硬态度向袁世凯提出《二十一条》,企图一举鲸吞中国,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。继任内阁首相寺内正毅鉴于前任之失败,乃以大量借款代替强硬交涉,既可缓和中国人民的激忿不满,又收加紧控制、掠夺中国之效。
日本的经济状况,因欧战关系增加了商品输出,有了过剩的资本,为向中国输出资本提供了可能条件。
因此,日本便采取了所谓“菊分根”政策,即像菊花分根移植一样,将资本输入中国,大量借款给段祺瑞政.府,以获得掠夺中国种种特权,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。
为了向中国输出资本,才有日本的兴业、朝鲜、台湾三家银行在政.府的支持下组成特殊银行团,专事对华投资。
一九一七年八月,段祺瑞政.府也成立了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,作为借款的经手机关。
日本三家银行所组成的特殊银行团,只是名义上的承借银行,实际上,所借款项均由日本政.府从国库预备金中支出。
同时,所借款项不以日本政.府名义出面,而是由以寺内正毅私人代表身份的西原龟三出面联络。对华借款由特殊银行团承借并由西原龟三出面,这是日本政.府煞费苦心的特殊安排,以避免其他帝国主义的注意和干涉,实现其单独对华借款的野心。
为取得这笔款项,段祺瑞把东北的修筑铁路、砍伐森林和采矿等一系列中国主权出卖给日本,为日本后来全面侵占东北埋下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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