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02章 撤销帝制
在云南发起护国倒袁后,江苏将军冯国璋无形中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。过去,大家都知道,北洋系中最有实力人物是段祺瑞和冯国璋,但现在不同了。这时候的段祺瑞只是有名而无实,冯国璋则掌握实际的兵权,又不受袁控制,和段这时的处境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
广西独立后,冯国璋看到了反袁的势力愈来愈大,无论是从国内、还是从国外的形势看,袁世凯都处于十分不利地境,这当然是他最想看到的。
其实,冯国璋是一个很有雄心的人。看到自己的机会来了,便主动地发出一则密电给和他有关系的各省北洋主将,建议共同发出一个强迫袁取消帝制、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。
这一建议立刻得到江西将军李纯、浙江将军朱瑞、山东将军靳云鹏、湖南将军汤芗铭复电赞同。
冯国璋觉得连他自己只有五位将军,声势不够壮大,乃用五人名义密电征求全国各省将军的同意。他认为这是大势所趋,对袁世凯也已无所畏惧。
不料他这则密报到了直隶巡按使兼将军朱家宝的手里后,对袁世凯很忠心的朱家宝,立刻把这封密电送交了袁世凯。
这是三月十九日晚上,袁皇帝正为广西和龙觐光的事而极度闹心。原来,他刚刚兴高采烈发出提拔征滇有功之臣龙觐光的电报,就得知了广西独立和龙觐光被扣之事。所谓祸不单行,恰在此时,看到了朱家宝报来这个密电,直觉得眼前一阵发黑,几乎晕倒过去。
现在,袁的恶梦终于醒了。他此刻知道了,他所面面临的最大危机,不是护国军,不是前方不利的战事,而是来自自己阵营的内部。他一手培植,并且赖此以打天下的北洋系,如今已欲离他而去,甚至可能变成了他的敌人。
他的心情糟透了,双目已没有平素炯炯的威棱,失神而黯然地向坐在身边的夏寿田说:“一切都完了,完了,完了。我昨天晚上看见天上有一颗巨星掉下来。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。第一次是文忠公(指李鸿章)去世,这次大约轮到了我。”
于是他又沮丧地谈到袁家祖先都在五十九岁以前死亡,如今他已五十八岁,恐怕也过不了五十九岁的“坎”!
他站到窗前,面朝窗外举起双手,绝望的喊道:“苍天呀,你要抛弃我吗!”
真个是清官难断家务事。袁世凯伤心透顶,觉得自己是众叛亲离,觉得大家都对他不起,没有人可寄腹心。而他的嫡系却也都很伤心,觉得袁对他们只有猜疑,一直被袁当作手掌上的玩物。
有这么一段故事:有一天,辫子军统帅张勋到南京拜访冯国璋,冯以盛宴款待。几杯老酒下肚,谈得非常投机。
张勋和冯国璋是有很多宿怨的,这会儿张觉得他和老冯已前嫌尽释,于是大声地对冯说:“你知道我的来意吗?我是奉着老头儿的命令来察看你的行动!”
冯听了只淡淡地一笑,跑到书房中拿出一封密电给张,并且说:“老头子也有电给我,叫我监视你的行动呢!”
人和人之间贵在相互信任,所谓,疑人不用,用人不疑。人们常说你真心对人,别人才能真心对你。不能敞开胸怀对人的人,是很难得到大家真心相待的。
有一个伟人说过,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瞒所有的人,也可以在所有的时候欺瞒某些人,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瞒所有的人。
或许,这一方面,是袁世凯一生做人的一大败笔。
已经找不到几个能说知心话的人了,这一天,袁世凯邀梁士诒谈心。
这时袁世凯对局势已完全失控,他知道事情的根源,看到帝制这条路是走不通了。已经有了撤销帝制的初步想法。但还很不甘心,想把自己的想法说给梁士诒。
他先把一些重要的文电拿给梁看,其一是康有为劝袁撤销帝制的致“慰庭总统老弟”函;其二是徐世昌自天津来函,内有:“及今尚可转寰,失此将无余地”语;其三是冯国璋等五将军联电请取消帝制以安人心电文;其四是派驻日本公使陆宗舆来电称:日首相大隈与内阁各大臣及元老,借宫宴之便开御前会议,专为讨论对华问题,认为时机已至,日本应在中国自由行动,派兵进驻中国各地,以确保东亚之和平。
其他则是各种军报,包括张敬尧受伤,及各省反对帝制电文一束。
这时袁和梁对坐一个方桌前,袁世凯已如惊弓之鸟,觉得哪儿都不安全。
他以手指蘸茶涂方桌上,以谈某方情形如何,某人态度如何,应付得失如何。涂满了桌子,又以纸擦去,如是者一而再,再而三。
最后,袁面色沉重地对梁说:“事到如今,我只有如此决定,分为几方面进行,中央政事由菊人(徐世昌)、芝泉(段祺瑞)任之。安定中原军事由华甫(冯国璋)任之。请你替我致电二庵(陈宦),嘱其一面严防,一面与蔡松坡言和。你和卓如(梁启超)有旧,以私人情谊托其疏通滇、桂,并复长素(康有为)函,请其援助卓如。倘能令国家安定,我牺牲至任何地步均无不可。”
袁世凯很想听到梁士诒的劝慰,更想听到他的反对意见。但是,梁士诒却一言不发,只是表情凝重的点着头。
袁世凯还是下不了决心,或许实在是舍不得好容易得来的皇帝宝座。
在称帝的热潮中,杨士琦已经有些被袁世凯边缘化了。在内外煎迫的情形下,他把智多星杨士琦找来问计。
杨认为当前大局困窘,除非采用和平方法,否则很难解决反袁的护国运动,而和平的先决条件,必先取消帝制。
这是袁世凯最不想听到的话,但他终于知道了自己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。
他不甘心的对杨士琦说:只怕取消帝制仍不能满足独立各省的愿望,“倘若对方得寸进尺,连总统地位也不给保留,则取消帝制依然不能求全”。
杨认为“先尽其在我,如果护国军迫人太甚,则我直彼曲,就会激起北洋派的同仇敌忾”,到那时候可以团结北洋系和护国军一战了。
袁这时想在保持颜面的情况下取消帝制,他打算立刻召集立法院,向立法院提出咨文请辞帝位,然后由立法院作出一个仍旧请他继任总统的决议。可是召集立法院开会和议事,不可能三天两天就能完成的事,在事情如此紧迫的情况下,这个想法显然行不通。
最后,袁世凯只好求助于几位不赞成帝制的重要人物。
三月二十一日,袁世凯亲笔写了几封密函,交由承宣厅遣派专人,分别送给徐世昌、段祺瑞、黎元洪等人,请他们来公府参加当天下午的紧急会议。送信的人还带口信说:上头有话,请看多年的老交情,今天“务必发驾”。
这是一次送终帝制的会议,情景很像清朝未年召开御前会议商讨退位问题一样,参加会议的人都不肯发言。
袁世凯只好厚着脸,忍气吞声地说:“取消了帝制,则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,如果仍然不肯罢兵,那就是诚心作乱,我们只好再用兵了。”
徐世昌、段祺瑞都赞成,表示除此亦无他法。可是应袁电召入京的安徽将军倪嗣冲却站起来发言,他很激动地表示反对,自称为“臣”,要求带兵去打护国军,为“圣主”效力。
袁世凯很沉痛地说:“丹忱(倪嗣冲号)。你看看。”
说着就把朱家宝告密的五将军通电给倪看。倪嗣冲这才像漏了气的皮球,黯然坐了下来。
袁世凯请徐世昌出山,再任国务卿,主持和护国军的议和事宜。徐自帝制酝酿后,即坚求去职,这段时间国务卿由陆征祥担任。
袁克定常在背后称徐为“白脸活曹操”。徐平素为人喜怒不形于颜色,云南护国起义时,徐却少见的眉开眼笑。
这一天,他长嘘了口气,对杨士琦说:“快失败了。”
杨士琦后来告人说:“数月以来,仅见此老破颜一笑。”
徐闻袁请他再度出山,便推三阻四,经不起袁的哀恳:“这时候老朋友都不帮忙,谁来帮忙?”
徐才无话可说勉强接受。
这次会议决定了以下各点:一、撤销帝制,取消洪宪年号;二、召开代行立法院参政的临时会,以便于取得取消帝制的法律根据;三、解除陆征祥的国务卿职务,回任外交总长,国务卿由徐世昌出任;四、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以代久未到职的冯国璋;五、请黎元洪、徐世昌、段祺瑞三人联名电劝护国军停战议和。
如对方同意,可任命蔡锷为陆军总长、戴戡为内务总长、张謇为农商总长、汤化龙为教育总长、梁启超为司法总长、熊希龄为财政总长。
三月二十四日,袁世凯召请从来不赞成帝制的张一麐入见。
袁对张说:“我真糊涂,没有听你的话,以至于此。今欲下撤销帝制令,非你起草不可。”一边说一边把王式通所拟的一稿给张阅,并说:“我觉得应该直截了当地下令取销帝制,并将推戴书焚毁。”
张见袁如此说,亦不禁黯然,心有不忍言道:“这全是总统受小人的蒙蔽。”
袁立刻接下去说:“全是我自己不好,不能怪他人。”
是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吗?此时此刻,人们总算听到了袁世凯说了句实在话。
张一麐(1867一1943),著名爱国人士。字仲仁,号公绂,苏州吴县人。
幼时有神童之称。十二岁应童子试,即为秀才,光绪十一年考中举人。甲午中日海战,清军惨败,康有为等“公车上书”,倡言变法图强,在北京成立强学会。各地也纷纷成立学会,张一麐等在苏州倡设苏学会。
光绪二十九年,张一麐录取经济特科,被分往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处任职。宣统即位,袁世凯被放逐回籍,张也解职回乡。
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,在苏州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脱离清朝而独立。
民国初年,复入袁幕,任总统府秘书。袁世凯改国务院为政事堂,下设六局,张一麐被任命为机要局局长。
一九一五年调任教育总长。一九一六年因不满袁世凯称帝而辞职南归。
一九二一年,创议召开和平会议,会议失败后,不复问政事,闲居苏州。在此期间,曾与张謇组织苏社;与李根源组织吴县善人桥农村改进社,改良农业,兴办教育;与吴荫培等创设吴中保墓会,保护乡里文化遗迹;参与《吴县志》总纂;倡议开辟体育场、图书馆、阅报室、植物园、蚕学馆、博物馆等社会文化教育设施。
“九•一八”事变后,张一麐创办《斗报周刊》,自署“江东阿斗”,撰发刊词,号召奋起救亡图存。
“一•二八”淞沪抗战爆发,张积极参加各种活动,支援抗战。一九三六年“七君子”事件发生后,张多方奔走,设法营救。
“八•一三”事变后,组织抗敌后援会,捐募军需,收容难民。并与李根源着手组织“老子军”,号召全国,凡六十岁以上者,前来从军,与侵华日军决一死战。各地耆老闻风响应,轰动全国。由于种种原因,“老子军”没有组成,但这爱国行动,对于鼓舞全国军民同仇敌忾,起到了相当的作用。从此无人不知苏州有个张仲老,而“老子军”之名,也不胫而走,妇幼皆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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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独立后,冯国璋看到了反袁的势力愈来愈大,无论是从国内、还是从国外的形势看,袁世凯都处于十分不利地境,这当然是他最想看到的。
其实,冯国璋是一个很有雄心的人。看到自己的机会来了,便主动地发出一则密电给和他有关系的各省北洋主将,建议共同发出一个强迫袁取消帝制、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。
这一建议立刻得到江西将军李纯、浙江将军朱瑞、山东将军靳云鹏、湖南将军汤芗铭复电赞同。
冯国璋觉得连他自己只有五位将军,声势不够壮大,乃用五人名义密电征求全国各省将军的同意。他认为这是大势所趋,对袁世凯也已无所畏惧。
不料他这则密报到了直隶巡按使兼将军朱家宝的手里后,对袁世凯很忠心的朱家宝,立刻把这封密电送交了袁世凯。
这是三月十九日晚上,袁皇帝正为广西和龙觐光的事而极度闹心。原来,他刚刚兴高采烈发出提拔征滇有功之臣龙觐光的电报,就得知了广西独立和龙觐光被扣之事。所谓祸不单行,恰在此时,看到了朱家宝报来这个密电,直觉得眼前一阵发黑,几乎晕倒过去。
现在,袁的恶梦终于醒了。他此刻知道了,他所面面临的最大危机,不是护国军,不是前方不利的战事,而是来自自己阵营的内部。他一手培植,并且赖此以打天下的北洋系,如今已欲离他而去,甚至可能变成了他的敌人。
他的心情糟透了,双目已没有平素炯炯的威棱,失神而黯然地向坐在身边的夏寿田说:“一切都完了,完了,完了。我昨天晚上看见天上有一颗巨星掉下来。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。第一次是文忠公(指李鸿章)去世,这次大约轮到了我。”
于是他又沮丧地谈到袁家祖先都在五十九岁以前死亡,如今他已五十八岁,恐怕也过不了五十九岁的“坎”!
他站到窗前,面朝窗外举起双手,绝望的喊道:“苍天呀,你要抛弃我吗!”
真个是清官难断家务事。袁世凯伤心透顶,觉得自己是众叛亲离,觉得大家都对他不起,没有人可寄腹心。而他的嫡系却也都很伤心,觉得袁对他们只有猜疑,一直被袁当作手掌上的玩物。
有这么一段故事:有一天,辫子军统帅张勋到南京拜访冯国璋,冯以盛宴款待。几杯老酒下肚,谈得非常投机。
张勋和冯国璋是有很多宿怨的,这会儿张觉得他和老冯已前嫌尽释,于是大声地对冯说:“你知道我的来意吗?我是奉着老头儿的命令来察看你的行动!”
冯听了只淡淡地一笑,跑到书房中拿出一封密电给张,并且说:“老头子也有电给我,叫我监视你的行动呢!”
人和人之间贵在相互信任,所谓,疑人不用,用人不疑。人们常说你真心对人,别人才能真心对你。不能敞开胸怀对人的人,是很难得到大家真心相待的。
有一个伟人说过,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瞒所有的人,也可以在所有的时候欺瞒某些人,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瞒所有的人。
或许,这一方面,是袁世凯一生做人的一大败笔。
已经找不到几个能说知心话的人了,这一天,袁世凯邀梁士诒谈心。
这时袁世凯对局势已完全失控,他知道事情的根源,看到帝制这条路是走不通了。已经有了撤销帝制的初步想法。但还很不甘心,想把自己的想法说给梁士诒。
他先把一些重要的文电拿给梁看,其一是康有为劝袁撤销帝制的致“慰庭总统老弟”函;其二是徐世昌自天津来函,内有:“及今尚可转寰,失此将无余地”语;其三是冯国璋等五将军联电请取消帝制以安人心电文;其四是派驻日本公使陆宗舆来电称:日首相大隈与内阁各大臣及元老,借宫宴之便开御前会议,专为讨论对华问题,认为时机已至,日本应在中国自由行动,派兵进驻中国各地,以确保东亚之和平。
其他则是各种军报,包括张敬尧受伤,及各省反对帝制电文一束。
这时袁和梁对坐一个方桌前,袁世凯已如惊弓之鸟,觉得哪儿都不安全。
他以手指蘸茶涂方桌上,以谈某方情形如何,某人态度如何,应付得失如何。涂满了桌子,又以纸擦去,如是者一而再,再而三。
最后,袁面色沉重地对梁说:“事到如今,我只有如此决定,分为几方面进行,中央政事由菊人(徐世昌)、芝泉(段祺瑞)任之。安定中原军事由华甫(冯国璋)任之。请你替我致电二庵(陈宦),嘱其一面严防,一面与蔡松坡言和。你和卓如(梁启超)有旧,以私人情谊托其疏通滇、桂,并复长素(康有为)函,请其援助卓如。倘能令国家安定,我牺牲至任何地步均无不可。”
袁世凯很想听到梁士诒的劝慰,更想听到他的反对意见。但是,梁士诒却一言不发,只是表情凝重的点着头。
袁世凯还是下不了决心,或许实在是舍不得好容易得来的皇帝宝座。
在称帝的热潮中,杨士琦已经有些被袁世凯边缘化了。在内外煎迫的情形下,他把智多星杨士琦找来问计。
杨认为当前大局困窘,除非采用和平方法,否则很难解决反袁的护国运动,而和平的先决条件,必先取消帝制。
这是袁世凯最不想听到的话,但他终于知道了自己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。
他不甘心的对杨士琦说:只怕取消帝制仍不能满足独立各省的愿望,“倘若对方得寸进尺,连总统地位也不给保留,则取消帝制依然不能求全”。
杨认为“先尽其在我,如果护国军迫人太甚,则我直彼曲,就会激起北洋派的同仇敌忾”,到那时候可以团结北洋系和护国军一战了。
袁这时想在保持颜面的情况下取消帝制,他打算立刻召集立法院,向立法院提出咨文请辞帝位,然后由立法院作出一个仍旧请他继任总统的决议。可是召集立法院开会和议事,不可能三天两天就能完成的事,在事情如此紧迫的情况下,这个想法显然行不通。
最后,袁世凯只好求助于几位不赞成帝制的重要人物。
三月二十一日,袁世凯亲笔写了几封密函,交由承宣厅遣派专人,分别送给徐世昌、段祺瑞、黎元洪等人,请他们来公府参加当天下午的紧急会议。送信的人还带口信说:上头有话,请看多年的老交情,今天“务必发驾”。
这是一次送终帝制的会议,情景很像清朝未年召开御前会议商讨退位问题一样,参加会议的人都不肯发言。
袁世凯只好厚着脸,忍气吞声地说:“取消了帝制,则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,如果仍然不肯罢兵,那就是诚心作乱,我们只好再用兵了。”
徐世昌、段祺瑞都赞成,表示除此亦无他法。可是应袁电召入京的安徽将军倪嗣冲却站起来发言,他很激动地表示反对,自称为“臣”,要求带兵去打护国军,为“圣主”效力。
袁世凯很沉痛地说:“丹忱(倪嗣冲号)。你看看。”
说着就把朱家宝告密的五将军通电给倪看。倪嗣冲这才像漏了气的皮球,黯然坐了下来。
袁世凯请徐世昌出山,再任国务卿,主持和护国军的议和事宜。徐自帝制酝酿后,即坚求去职,这段时间国务卿由陆征祥担任。
袁克定常在背后称徐为“白脸活曹操”。徐平素为人喜怒不形于颜色,云南护国起义时,徐却少见的眉开眼笑。
这一天,他长嘘了口气,对杨士琦说:“快失败了。”
杨士琦后来告人说:“数月以来,仅见此老破颜一笑。”
徐闻袁请他再度出山,便推三阻四,经不起袁的哀恳:“这时候老朋友都不帮忙,谁来帮忙?”
徐才无话可说勉强接受。
这次会议决定了以下各点:一、撤销帝制,取消洪宪年号;二、召开代行立法院参政的临时会,以便于取得取消帝制的法律根据;三、解除陆征祥的国务卿职务,回任外交总长,国务卿由徐世昌出任;四、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以代久未到职的冯国璋;五、请黎元洪、徐世昌、段祺瑞三人联名电劝护国军停战议和。
如对方同意,可任命蔡锷为陆军总长、戴戡为内务总长、张謇为农商总长、汤化龙为教育总长、梁启超为司法总长、熊希龄为财政总长。
三月二十四日,袁世凯召请从来不赞成帝制的张一麐入见。
袁对张说:“我真糊涂,没有听你的话,以至于此。今欲下撤销帝制令,非你起草不可。”一边说一边把王式通所拟的一稿给张阅,并说:“我觉得应该直截了当地下令取销帝制,并将推戴书焚毁。”
张见袁如此说,亦不禁黯然,心有不忍言道:“这全是总统受小人的蒙蔽。”
袁立刻接下去说:“全是我自己不好,不能怪他人。”
是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吗?此时此刻,人们总算听到了袁世凯说了句实在话。
张一麐(1867一1943),著名爱国人士。字仲仁,号公绂,苏州吴县人。
幼时有神童之称。十二岁应童子试,即为秀才,光绪十一年考中举人。甲午中日海战,清军惨败,康有为等“公车上书”,倡言变法图强,在北京成立强学会。各地也纷纷成立学会,张一麐等在苏州倡设苏学会。
光绪二十九年,张一麐录取经济特科,被分往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处任职。宣统即位,袁世凯被放逐回籍,张也解职回乡。
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,在苏州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脱离清朝而独立。
民国初年,复入袁幕,任总统府秘书。袁世凯改国务院为政事堂,下设六局,张一麐被任命为机要局局长。
一九一五年调任教育总长。一九一六年因不满袁世凯称帝而辞职南归。
一九二一年,创议召开和平会议,会议失败后,不复问政事,闲居苏州。在此期间,曾与张謇组织苏社;与李根源组织吴县善人桥农村改进社,改良农业,兴办教育;与吴荫培等创设吴中保墓会,保护乡里文化遗迹;参与《吴县志》总纂;倡议开辟体育场、图书馆、阅报室、植物园、蚕学馆、博物馆等社会文化教育设施。
“九•一八”事变后,张一麐创办《斗报周刊》,自署“江东阿斗”,撰发刊词,号召奋起救亡图存。
“一•二八”淞沪抗战爆发,张积极参加各种活动,支援抗战。一九三六年“七君子”事件发生后,张多方奔走,设法营救。
“八•一三”事变后,组织抗敌后援会,捐募军需,收容难民。并与李根源着手组织“老子军”,号召全国,凡六十岁以上者,前来从军,与侵华日军决一死战。各地耆老闻风响应,轰动全国。由于种种原因,“老子军”没有组成,但这爱国行动,对于鼓舞全国军民同仇敌忾,起到了相当的作用。从此无人不知苏州有个张仲老,而“老子军”之名,也不胫而走,妇幼皆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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