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60章 二十一条
日军攻下青岛后,袁世凯政.府要求日军自山东半岛撤退到胶州湾租借地,可是日方根本不加理会。
袁世凯政.府又分别照会英日两国政.府,宣告撤销前所划定的交战区域,撤退前此占领山东半岛的各地军队。日本政.府不但仍然不理,且在山东已占领的各县设立民政署,架设军用电线,驱逐青岛海关人员,完全把山东当作占领地。
经中国多次照会日本。要求撤退驻留山东的军队。日本才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,假借交还青岛及撤退山东戍兵的名义,附列交换条件和觉书等,向袁世凯政.府要求秘密谈判。
在日军攻下青岛后,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即电召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,商讨对华的新策略。
民国三年十二月末日置益返回北京任所,借口回任,请求和袁世凯面谈。
一月十八日,袁世凯如约接见了日置益。
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先向袁世凯当面递交了一个文件,对袁世凯说:“日本政.府向大总统表示诚意,希望中日悬案能够早日解决。同时如果中国方面有诚意,也表示是大总统向日本表示善意的一个良好机会,中日悬案解决,则日本政.府愿给大总统更多和更大的帮忙。日本政.府郑重希望大总统一点,就是在这次商谈中,请贵国严守秘密。”
日置益交给袁世凯文件的内容分为二项:一是条款,相当于准备以条约的形式订立的内容;一是觉书(中国方面称为劝告书),同样是要求中国需要履行的事项。
袁世凯将条文略略翻了一翻,很客气地说:“请贵公使去找外交部商谈”。
国际间的交涉,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,外交谈判有很多不成文的规矩。比如,一个国家的公使,要求和驻在国进行外交谈判,只能通过驻在国的外交部。如果直接去找驻在国的皇帝或总统,在当时是极没有礼貌的行为。
日本竟让驻华公使当面向袁递交文件,这实是当时国际外交史上空前未有的举动。或许,这表明,日方认定中国的事只有袁世凯说了算,和别的任何人说都没有用。这同样表明,日方对中方的无视。
按日方的意愿,中日的谈判秘密进行,中方可不想这么做。很快,日本向中国要求秘密谈判的消息,在中国各报都刊登了出来,外国报纸的驻京访员也纷纷撰写长电回国。
美、俄、英三国电令各该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部要求,希望获知中日秘密谈判的内容,尤其是日方的条款。
日本经不住国际压力,乃将其中较为普通的十一款以正式文书通知各国。
这十一项条款,是前面所说的条款中的部分,这部分内容是能见得人的,在国际法上也是能说得过去。另一部分,特别是觉书,多是不能见人的东西,日方当然不能告之各国。
其实觉书与条约,在国际法上约束力是相同的。区别在于,条约一般是可以告人的,而觉书则是不可告人的或不想为人知的。
这次日本向袁世凯政.府提出要求,条约方面的内容还是容易接受的,而觉书部分涉及到的问题则极为严重、苛刻。
袁世凯接见日置益当日,指着其提交的文件,一再表示这是外交部的事,不便直接干涉。但日置益坚持请大总统先亲阅一下,临告辞时还特意强调,让袁世凯感到事态的重大。
待日使走后,袁世凯翻开文书一看,大为震动;即刻电召熟悉外交事务的陆徵祥,由瑞士放下手头所有事回国。
陆徵祥回国后,知道事情紧急,马不停蹄赶到总统府。袁世凯正和国务卿徐世昌密谈,一见陆徵祥到,长舒了一口气,随即送走徐世昌,邀陆徵祥密谈。
见陆徵祥把日方的文书仔细读一遍后,袁世凯对陆徵祥说:“你今晚便召集孙宝琦、曹汝霖和梁士诒密商对策。”
陆徵祥于晚饭后,按袁世凯的要求,在他下榻迎宾馆邀参政梁士诒、外交总长孙宝琦、次长曹汝霖商谈。
陆徵祥先说明召集会议的原委。
文件这些人都看过了,孙宝琦首先发言:“日本公使一定还会来外交部递送文书,他已和曹次长讨论了好几个钟头。本人认为日本这次是找到了一个天造地设的好机会了,如今欧战期间,各国自顾不暇,中国内部也不宁静,日本这次手段毒辣,竟直接向大总统递送文书,这种藐视中国的手段都能使出,则必然会对中国施加武力的。”
接下来,几个人对于这个棘手而严重的问题,反复谈商,最后的结果是只有两条路可走:一是接受日方条件;二是利用谈判和日方讨价还价。
当然还有第三条路是拒绝,可是拒绝就等于决裂,在袁政。府无力在武力上抵抗日本的条件下,这是大家不敢想的事。。
孙宝琦认为,今日面临的问题是只有接受日本条件。曹汝霖赞成孙的主张。
梁士诒则持反对意见,他说:“不谈就接受,在外交上没有这种例子,我们必需和日方谈判,能谈到什么地步,也算尽了心,否则如何对国人和历史交代?”
陆徵祥赞成梁士诒的意见,于是这次商谈有两个主张,各有两票支持。
第二天,孙宝琦谒见袁世凯,报告先一天商议情形,袁听了说:“很好,让我考虑一下,再作决定。”
孙宝琦退出后,袁世凯又召见陆徵祥,对陆徵祥说:“刚才孙总长来过,我经过慎重考虑,也主张和日方谈判,并且希望你能出任主.席,主持这个谈判。”
陆徵祥沉吟了一下,答:“这个谈判太困难,徵祥体力不足,最好请总统另派干员。”
这时陆徵祥的身体状况确实不佳。
袁世凯说:“精力不足,无关重要,我可告诉曹次长,要他多负谈判责任,并告诉日方,陆先生体力衰弱,需要休息。我全力付托你,你放心去谈判好了。”
陆徵祥见袁意已决,只好接受。
袁世凯在陆徵祥辞出后,又召见孙宝琦,告诉他决定要对日本谈判。
孙宝琦很快提出辞呈,请辞外交总长,并向袁世凯推荐陆徵祥为外交总长。
袁世凯于一月二十七日发表陆徵祥为外交总长,并令他和曹汝霖负责对日谈判,调孙宝琦为审计院院长。
日本公使日置益听到孙宝琦辞职消息,极为不安,乃赴总统府向袁世凯提口头抗议。
日使日置益表示:“敝国刚递要求书,中国便换外长,分明是毫无诚意,日本**深为遗憾。”
袁世凯答:“贵公使的看法适得其反,中国换外长,正是表示诚意。何况新任外交总长,做事素有耐心,必能一心一意和贵国谈判,如不相信,请你去问问别国公使吧。”
日使果然去问北京公使团领袖英国公使朱尔典,英使答复说陆徵祥很好。日置益只得电告东京,谓中国换外长,实在是好意的表示。
陆徵祥接任外交总长后的第二天,就接见日置益,双方谈话如下:
日置益说:“久闻总长大名,知道总长是一位着名的外交家,这次能和总长谈判中日问题,深感荣幸。”
陆徵祥答:“本人当尽力而为。请问贵公使愿意何时开始举行讨论,我们现在就订下日期好不好?”
日置益说:“我想请总长定日期好了。”
陆徵祥答:“贵使既奉政.府命令,当然以早开谈判为佳,那么明天就开好了。”
日置益说:“可不可以容许我提出一点意见?”
陆徵祥答:“当然可以,当然可以。”
日置益说:“本人希望谈判每天开会,星期日也要开,以赶快解决为原则。”
陆徵祥想了一下说:“每天开会是可以的,不过星期天要开,外交习惯上没有这个成例,似可不必。还有一层,虽然每天开会,不过我身为外交总长,不能把其他正式约会通统取消,因此每天上午必需腾出时间,接见宾客,所以会议只能在每天下午举行。”
日置益说:“可以。”
陆徵祥说:“那么规定每天午后五点钟开会好了。”
日置益说:“五点太晚了,最好下午两点开始,夜间也必须继续开下去。”
陆徵祥说:“两点钟开不成问题,不过夜间继续开会,我身体太坏,拖一个星期,我必须辞职了。”
日置益问:“我们确定何时开会呢?”
陆徵祥答:“决定二月二日下午三时举行会谈如何?”
日置益说:“好吧!就决定这个日期好了。今天和总长的会晤,非常荣幸,希望由这个好的开始,我们可以有好的结果。”
陆徵祥答:“我一切当尽力为之!”
陆徵祥从这次谈话中看出日方态度强横,一个公使,对驻在国的外交总长,竟试图以他为中心来安排一切。
孙宝琦(1867—1931),字幕韩,晚年署名孟晋老人。浙江杭州人。晚清至民国时期重臣、外交家。
自幼好学。以父荫任户部主事,后改任候补直隶道员。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进京,随光绪帝至西安。一九零一年任驻德、澳、法等国使馆随员。一九零二年七月,升任驻使法国大臣。
一九零五年回国,署顺天府尹。一九零七年四月,出使德意志,筹措讨还青岛事宜。
一九零八年回国,充帮办津浦铁路大臣。一九一一年任山东巡抚。当年爆发辛亥革命,在山东宣布独立,后又取消独立。
一九一三年九月,任袁世凯政.府外交总长。一九一四年二月兼代国务总.理。一九一四年五月辞去国务总.理,专任外交总长(次长曹汝霖)。
适时地辞去外交总长,看来孙宝琦还是有先见之明的。
陆徵祥当然知道自己接下的是什么差事,只是没有办法,只是推脱不了。
因为他即将和日本商谈的文件,就是后来给中国造成极大震动的,让国人至今提起都怒火中烧和无法忍受的“二十一条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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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世凯政.府又分别照会英日两国政.府,宣告撤销前所划定的交战区域,撤退前此占领山东半岛的各地军队。日本政.府不但仍然不理,且在山东已占领的各县设立民政署,架设军用电线,驱逐青岛海关人员,完全把山东当作占领地。
经中国多次照会日本。要求撤退驻留山东的军队。日本才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,假借交还青岛及撤退山东戍兵的名义,附列交换条件和觉书等,向袁世凯政.府要求秘密谈判。
在日军攻下青岛后,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即电召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,商讨对华的新策略。
民国三年十二月末日置益返回北京任所,借口回任,请求和袁世凯面谈。
一月十八日,袁世凯如约接见了日置益。
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先向袁世凯当面递交了一个文件,对袁世凯说:“日本政.府向大总统表示诚意,希望中日悬案能够早日解决。同时如果中国方面有诚意,也表示是大总统向日本表示善意的一个良好机会,中日悬案解决,则日本政.府愿给大总统更多和更大的帮忙。日本政.府郑重希望大总统一点,就是在这次商谈中,请贵国严守秘密。”
日置益交给袁世凯文件的内容分为二项:一是条款,相当于准备以条约的形式订立的内容;一是觉书(中国方面称为劝告书),同样是要求中国需要履行的事项。
袁世凯将条文略略翻了一翻,很客气地说:“请贵公使去找外交部商谈”。
国际间的交涉,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,外交谈判有很多不成文的规矩。比如,一个国家的公使,要求和驻在国进行外交谈判,只能通过驻在国的外交部。如果直接去找驻在国的皇帝或总统,在当时是极没有礼貌的行为。
日本竟让驻华公使当面向袁递交文件,这实是当时国际外交史上空前未有的举动。或许,这表明,日方认定中国的事只有袁世凯说了算,和别的任何人说都没有用。这同样表明,日方对中方的无视。
按日方的意愿,中日的谈判秘密进行,中方可不想这么做。很快,日本向中国要求秘密谈判的消息,在中国各报都刊登了出来,外国报纸的驻京访员也纷纷撰写长电回国。
美、俄、英三国电令各该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部要求,希望获知中日秘密谈判的内容,尤其是日方的条款。
日本经不住国际压力,乃将其中较为普通的十一款以正式文书通知各国。
这十一项条款,是前面所说的条款中的部分,这部分内容是能见得人的,在国际法上也是能说得过去。另一部分,特别是觉书,多是不能见人的东西,日方当然不能告之各国。
其实觉书与条约,在国际法上约束力是相同的。区别在于,条约一般是可以告人的,而觉书则是不可告人的或不想为人知的。
这次日本向袁世凯政.府提出要求,条约方面的内容还是容易接受的,而觉书部分涉及到的问题则极为严重、苛刻。
袁世凯接见日置益当日,指着其提交的文件,一再表示这是外交部的事,不便直接干涉。但日置益坚持请大总统先亲阅一下,临告辞时还特意强调,让袁世凯感到事态的重大。
待日使走后,袁世凯翻开文书一看,大为震动;即刻电召熟悉外交事务的陆徵祥,由瑞士放下手头所有事回国。
陆徵祥回国后,知道事情紧急,马不停蹄赶到总统府。袁世凯正和国务卿徐世昌密谈,一见陆徵祥到,长舒了一口气,随即送走徐世昌,邀陆徵祥密谈。
见陆徵祥把日方的文书仔细读一遍后,袁世凯对陆徵祥说:“你今晚便召集孙宝琦、曹汝霖和梁士诒密商对策。”
陆徵祥于晚饭后,按袁世凯的要求,在他下榻迎宾馆邀参政梁士诒、外交总长孙宝琦、次长曹汝霖商谈。
陆徵祥先说明召集会议的原委。
文件这些人都看过了,孙宝琦首先发言:“日本公使一定还会来外交部递送文书,他已和曹次长讨论了好几个钟头。本人认为日本这次是找到了一个天造地设的好机会了,如今欧战期间,各国自顾不暇,中国内部也不宁静,日本这次手段毒辣,竟直接向大总统递送文书,这种藐视中国的手段都能使出,则必然会对中国施加武力的。”
接下来,几个人对于这个棘手而严重的问题,反复谈商,最后的结果是只有两条路可走:一是接受日方条件;二是利用谈判和日方讨价还价。
当然还有第三条路是拒绝,可是拒绝就等于决裂,在袁政。府无力在武力上抵抗日本的条件下,这是大家不敢想的事。。
孙宝琦认为,今日面临的问题是只有接受日本条件。曹汝霖赞成孙的主张。
梁士诒则持反对意见,他说:“不谈就接受,在外交上没有这种例子,我们必需和日方谈判,能谈到什么地步,也算尽了心,否则如何对国人和历史交代?”
陆徵祥赞成梁士诒的意见,于是这次商谈有两个主张,各有两票支持。
第二天,孙宝琦谒见袁世凯,报告先一天商议情形,袁听了说:“很好,让我考虑一下,再作决定。”
孙宝琦退出后,袁世凯又召见陆徵祥,对陆徵祥说:“刚才孙总长来过,我经过慎重考虑,也主张和日方谈判,并且希望你能出任主.席,主持这个谈判。”
陆徵祥沉吟了一下,答:“这个谈判太困难,徵祥体力不足,最好请总统另派干员。”
这时陆徵祥的身体状况确实不佳。
袁世凯说:“精力不足,无关重要,我可告诉曹次长,要他多负谈判责任,并告诉日方,陆先生体力衰弱,需要休息。我全力付托你,你放心去谈判好了。”
陆徵祥见袁意已决,只好接受。
袁世凯在陆徵祥辞出后,又召见孙宝琦,告诉他决定要对日本谈判。
孙宝琦很快提出辞呈,请辞外交总长,并向袁世凯推荐陆徵祥为外交总长。
袁世凯于一月二十七日发表陆徵祥为外交总长,并令他和曹汝霖负责对日谈判,调孙宝琦为审计院院长。
日本公使日置益听到孙宝琦辞职消息,极为不安,乃赴总统府向袁世凯提口头抗议。
日使日置益表示:“敝国刚递要求书,中国便换外长,分明是毫无诚意,日本**深为遗憾。”
袁世凯答:“贵公使的看法适得其反,中国换外长,正是表示诚意。何况新任外交总长,做事素有耐心,必能一心一意和贵国谈判,如不相信,请你去问问别国公使吧。”
日使果然去问北京公使团领袖英国公使朱尔典,英使答复说陆徵祥很好。日置益只得电告东京,谓中国换外长,实在是好意的表示。
陆徵祥接任外交总长后的第二天,就接见日置益,双方谈话如下:
日置益说:“久闻总长大名,知道总长是一位着名的外交家,这次能和总长谈判中日问题,深感荣幸。”
陆徵祥答:“本人当尽力而为。请问贵公使愿意何时开始举行讨论,我们现在就订下日期好不好?”
日置益说:“我想请总长定日期好了。”
陆徵祥答:“贵使既奉政.府命令,当然以早开谈判为佳,那么明天就开好了。”
日置益说:“可不可以容许我提出一点意见?”
陆徵祥答:“当然可以,当然可以。”
日置益说:“本人希望谈判每天开会,星期日也要开,以赶快解决为原则。”
陆徵祥想了一下说:“每天开会是可以的,不过星期天要开,外交习惯上没有这个成例,似可不必。还有一层,虽然每天开会,不过我身为外交总长,不能把其他正式约会通统取消,因此每天上午必需腾出时间,接见宾客,所以会议只能在每天下午举行。”
日置益说:“可以。”
陆徵祥说:“那么规定每天午后五点钟开会好了。”
日置益说:“五点太晚了,最好下午两点开始,夜间也必须继续开下去。”
陆徵祥说:“两点钟开不成问题,不过夜间继续开会,我身体太坏,拖一个星期,我必须辞职了。”
日置益问:“我们确定何时开会呢?”
陆徵祥答:“决定二月二日下午三时举行会谈如何?”
日置益说:“好吧!就决定这个日期好了。今天和总长的会晤,非常荣幸,希望由这个好的开始,我们可以有好的结果。”
陆徵祥答:“我一切当尽力为之!”
陆徵祥从这次谈话中看出日方态度强横,一个公使,对驻在国的外交总长,竟试图以他为中心来安排一切。
孙宝琦(1867—1931),字幕韩,晚年署名孟晋老人。浙江杭州人。晚清至民国时期重臣、外交家。
自幼好学。以父荫任户部主事,后改任候补直隶道员。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进京,随光绪帝至西安。一九零一年任驻德、澳、法等国使馆随员。一九零二年七月,升任驻使法国大臣。
一九零五年回国,署顺天府尹。一九零七年四月,出使德意志,筹措讨还青岛事宜。
一九零八年回国,充帮办津浦铁路大臣。一九一一年任山东巡抚。当年爆发辛亥革命,在山东宣布独立,后又取消独立。
一九一三年九月,任袁世凯政.府外交总长。一九一四年二月兼代国务总.理。一九一四年五月辞去国务总.理,专任外交总长(次长曹汝霖)。
适时地辞去外交总长,看来孙宝琦还是有先见之明的。
陆徵祥当然知道自己接下的是什么差事,只是没有办法,只是推脱不了。
因为他即将和日本商谈的文件,就是后来给中国造成极大震动的,让国人至今提起都怒火中烧和无法忍受的“二十一条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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