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95节
这个时候,一些原国民党的军政人员,就成了重点关注的对象。这帮人,基本都有家底,只是多少的问题,这些钱怎么来的,大家也都心知肚明,反应快的很快就兑换了,以此争取政治上的主动。
甚至还有一些人要捐赠,不过都被环太党工作人员拒绝了,中央的文件说得很清楚,金银兑换成胜利币,胜利银行只接受兑换,不接受任何捐赠。
你要是真心愿意支持抗日战争,有两种途径,一种是可以购买抗日公债,建设公债等等,这些公债都会注明兑换时间,利息,比定期存款要稍微高一些。
根据根据地规定,中高级党政干部都必须强制购买抗日公债,基层干部和民间鼓励相应公债,但不会强制要求。
第二种就是无偿捐赠,国有几个基金会会接受捐赠,在接受捐赠后,你也享有相应的权力,随时调查捐赠资金用途的权力,还有命名权等等……
对于无偿捐赠,国家的态度是欢迎,但绝不能强制要求,你可以做,也可以不做,请你做之前,仔细想清楚,没有人会强迫你。
谷雨对这些事情,一向比较在意,比如环太党的中高级干部收入的一部分都会强制购买公债,比如谷雨夫妻,每个月都会购买十五元十年期公债,等到公债到期了,他们这些钱国家都会连本带息归还的,并不是强制捐赠。
又比如部队作战时,往往会给地方或者老百姓打个条子,直接征收粮食和各种物资,过去条件不好,有些措施做得不到位,老百姓自然有怨气,他就要求总政和总后制定相关的规定,同时做好已有白条的兑换工作。
四路军这边还好,红军那边情况格外严重,这一次三纵和六纵南下,军委特意给两部的后勤部准备了一大批银元和胜利币,进行相应的兑换,绝不能让人民吃亏,只要有一丝可能,能早点解决,就早点解决的好。
他不希望等到几十年后,还有人民群众的白条没有解决,这些问题的出现,事实上就是政府工作不到位,不作为。
强制捐赠事实上大家都不舒服,就算给了钱,也都有怨气,相比于这些怨气造成的麻烦,还不如不收这些钱;
而且捐赠变成公债,就好受多了,毕竟公债以后还有希望拿回来,另外强制性质的公债,还不是一般人有资格买得,这里面也有把同志们联系在一起的目的。
而带有政治目的捐赠,就更要不得了,未来等到国家政策调整了,要收拾一些人了,肯定有些人会说环太党吃干抹净,没有良心这样的屁话,所以谷雨从一开始采取的措施就干脆说清楚,不给别人钻空子的机会。
谷雨并不担心环太党还不出这些钱,工业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,是农业社会积累速度的百倍千倍,只要中国统一,经济发展了,还上这些公债容易得很!
比如谷雨的亲戚们凑起来的三十万银元,被提取之后,变成了相应的胜利币公债,这些债权都交给了谷雨的老丈人。
谷雨跟自家老丈人说得很清楚,你提出购买国债,我给你国债凭条,未来国债到期后,可以拿着凭条兑取国债,你兑不兑换是一回事,但是国家不能随便开这个先例。
你要纯粹是捐赠,我们就按照捐赠处理,这笔钱你可以指定合理用途,比如说用于抗日打鬼子,我们使用这笔钱做了什么,都会产生相应的账目,这些账目都对捐赠人公开,另外也可以提出一些名誉上的要求,这都是合理的。
为什么制定这么多管理细则,就是在改造旧中国,消灭旧制度的同时,也要建设新中国,建立新制度,环太党不是流氓无产者,环太党的革命是为了建设,是为了让中国强大起来,让人民富裕起来。
进行严厉的土改,打土豪分田地,消灭贪官污吏,土豪劣绅,属于光明正大的政治行为,与消除封建行会制度一样,都是为了解除封建制度对人身的束缚,是为了促进资本的流通,是一个先进制度取代落后制度的正义行为,并不是打家劫舍,这是有本质区别的。
所以打破旧制度的同时,新的社会制度也要尽可能建立起来,并迅速完善,所以从建立的一开始就必须把基本规则制定好。
当然了,正常的社会捐赠国家是允许的,也是鼓励的,比如捐赠办学,修桥铺路,但这属于个人自愿行为,不会强求。
国有的捐赠部门自然也有,而且谷雨非常重视这一块,这几年四路军的发展壮大,离不开各路爱国人士的捐赠,到了现在,各种捐赠同样不少。
一些私营企业家捐赠一架飞机,给大学投资一栋楼,设有一个奖学金,甚至想办学,但受制于制度,只能和环太党联合办一家学校,国家自然也都是支持的,但是收了钱之后,需要给人家一个交代,不能收到钱就完事了。
买到了飞机,盖好了教学楼,修好了桥,铺好了路,该给人家的冠名要给,该给人家的名誉也要给,要让人家钱捐得开心,谁的钱都不是天下掉下来的,得有说法。
马上抗日战争了,未来的华侨捐赠是一笔巨大的收入,对于环太党的工业化具有重要意义,谷雨建立好制度,自然也有更好更多的吸纳这笔钱的意图。
你拿了华侨的钱,总要给人家报报账,这样人家才会信你,就算是孙先生当年,那也要吹牛许诺的,虽然没有兑现承诺,但南京政府总是知道自己欠了这笔账的。
另外还有一个目的,他想乘机探索党外监督制度,对于各路捐赠,谷雨的方案就是让新成立的抗日联合政府主席孙夫人监管这些资金。
孙夫人可以组织民主人士,那些有过捐赠记录的爱国人士,成立一个专门的审核团,对各项捐赠资金的来源,使用情况进行核查,陈嘉庚先生、司徒美堂先生这些有很大影响力的华侨华人可以派人过来监管资金,让他们放心,环太党并没有乱用他们捐赠的钱。
不仅仅现在如此,未来也是如此,要给那些爱国民主人士一定的机会,让他们发挥所长,确实一些民主人士肚子里花花肠子不少,但还有一大批爱国人士,不能因为一些人,就把所有人打落尘埃,那样只会让亲者痛,仇者快。
谷雨这样做,也是对党内现状的一些担忧,即便现在条件十分不好,但党内干部也不是一清如水。别以为现在条件艰苦,大家都一清如水,没那么回事,再多的学习教育,往往也抵抗不住人性的贪婪。
打土改中征收上来的各种浮财主意的人有之,利用职权收取私营资本的贿赂有之,甚至于更恶劣的,一些公安局同志调研煤企矿难时,收取煤老板的贿赂,想着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,而且这样的事情,不是一起,而是多起。
监察局和监察委员会成立以来,抓到的腐败分子并不少,但光光靠党内监督行不行,肯定不行,所以能多一些监督也是好的。
李润石同志当年的想法很有道理,但他算错了人心,也算错了时机,现在环太党并没有一家独大,民主人士也还有选择,更重要的是,外面有一个巨大的敌人,现在试点建立一些党外监督制度,要容易得多,而且也更容易心往一处使,实现制度的初衷。
等到时间长了,相应的制度建立起来,大家都从中看到好处了,这一套制度自然也会继续下去,未来环太党和各路民主人士的关系也会更和谐一些。
当然这只是谷雨的美好愿望,会不会收获一大堆跳蚤,他心里也没底,但有些事情总需要尝试的,就从捐赠资金的使用开始吧!
谷雨这些设想,在抗日联合政府筹备会议期间,就跟很多民主人士说清楚了,尤其是华侨华人代表,正在南洋忙碌于事业的陈嘉庚先生非常满意。
他给谷雨发了一封电报夸奖了一番,表示山西工厂存在环太党银行上的银元,他已经安排好了,很快会兑换成胜利币,请谷雨放心,海外华侨只会更加遵纪守法。
同时还告诉他,他已经联合了多位亲朋好友,准备在山西搞一家自行车厂,这是他关注已久的事情。
谷雨立刻去电表示支持,同时告诉老爷子,只要他的车厂能够建立起来,不用担心市场,政府愿意采购大批,配发给公务人员,保证有利可图,当然了,你老可要给我一个折扣价呀!
今年陈嘉庚先生的生意越发不好,橡胶价格的暴跌给他的种植园造成了巨大的损失,破产只是一线之间,不过东方不亮西方亮,办法总是有的。
陈嘉庚先生发现环太党根据地对轮胎等橡胶制品的需求越来越大,他自然会想法设法增加橡胶轮胎的产量,打算在环太党根据地生产自行车,这是产业链的自然延伸,一点都不奇怪。
在这个号称民国黄金十年的时代,中国连自行车都没办法自主生产,国内的自行车车厂有大量原配件需要进口,这里面技术原因是最微不足道的。
主要原因还是关税,日本人离着太近了,大量自行车涌入国内,而国统区那狗屁的关税也根本没办法保护,没几个国内工厂能拼得过日本人,毕竟此时的自行车一点都不便宜。
而环太党的钢铁产量到了1935年以后,会迅速上升,可以给民间提供越来越多的钢铁,小五金产量自然也会上升,陈嘉庚老爷子又有了橡胶,原料不缺,生产自行车自然有利可图。
环太党根据地的人口就将破亿,各行各业对自行车的需求量非常大,而环太党又非常鼓励自行车的生产,虽然没有把自行车的生产纳入到计划当中,但未来规划中也有这一块内容,汽车搞不定,搞搞自行车还是可以的。
陈嘉庚先生愿意投产自行车,谷雨自然没有反对的理由,未来的自行车大国可以容得下无数自行车品牌,而有了私营企业的竞争,国产自行车也不至于永远都是永久。
除了扩大环太党根据地内的生意以外,陈嘉庚先生与苏俄的各项生意大了不少,除了橡胶生意以外,又增加了大量热带产品的生意。
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苏俄,虽然不断压制国内消费,但同样需要进口一些必要的热带农业产品比如咖啡,又比如中国的茶叶,这是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必需品。
陈嘉庚先生可以从印尼搞到价格低廉,同时质量较高的咖啡豆满足苏俄的需求,而与此同时,陈嘉庚先生也可以从苏俄交换到一些苏俄的皮毛、鱼子酱等产品,还有苏俄质量一般的工业制品,这里面的利润相当大。
比如生产自行车的相关设备,苏俄就可以提供,陈嘉庚先生让人从苏俄拉到环太党根据地,又可以让苏俄派来的技术人员作指导,很快就可以生产。
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利润,再加上一些环太党的代理生意,陈嘉庚先生的日子虽然难过,但还没有沦落到破产,这也是谷雨的本意,他希望爱国商人越做越大,而不是为了国家倾家荡产,只有双赢,才是最好的,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信念。
与陈嘉庚先生是这样的交往,与苏俄同志,谷雨也是同样的做法。不仅仅陈嘉庚先生与苏俄的交易增多,随着环太党根据地越来越大,尤其是攻入四川后,老毛子比较在意的丝绸、桐油、茶叶,油料,猪鬃,环太党都可以大量提供。
而这些资源都将作为苏俄贷款的抵押物,这对于环太党的工业化具有重要意义,同时也可以有效的降低苏俄工业化工程中的痛苦。
但是整个贸易往来的过程,谷雨非常坚持双方的互惠互利,我们要双赢,而不能你们把工业品定得高高的,我们把农产品定得低低的,没那么回事,你们不能把国内对付农民和对付蒙古牧民那一套用在我们头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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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至还有一些人要捐赠,不过都被环太党工作人员拒绝了,中央的文件说得很清楚,金银兑换成胜利币,胜利银行只接受兑换,不接受任何捐赠。
你要是真心愿意支持抗日战争,有两种途径,一种是可以购买抗日公债,建设公债等等,这些公债都会注明兑换时间,利息,比定期存款要稍微高一些。
根据根据地规定,中高级党政干部都必须强制购买抗日公债,基层干部和民间鼓励相应公债,但不会强制要求。
第二种就是无偿捐赠,国有几个基金会会接受捐赠,在接受捐赠后,你也享有相应的权力,随时调查捐赠资金用途的权力,还有命名权等等……
对于无偿捐赠,国家的态度是欢迎,但绝不能强制要求,你可以做,也可以不做,请你做之前,仔细想清楚,没有人会强迫你。
谷雨对这些事情,一向比较在意,比如环太党的中高级干部收入的一部分都会强制购买公债,比如谷雨夫妻,每个月都会购买十五元十年期公债,等到公债到期了,他们这些钱国家都会连本带息归还的,并不是强制捐赠。
又比如部队作战时,往往会给地方或者老百姓打个条子,直接征收粮食和各种物资,过去条件不好,有些措施做得不到位,老百姓自然有怨气,他就要求总政和总后制定相关的规定,同时做好已有白条的兑换工作。
四路军这边还好,红军那边情况格外严重,这一次三纵和六纵南下,军委特意给两部的后勤部准备了一大批银元和胜利币,进行相应的兑换,绝不能让人民吃亏,只要有一丝可能,能早点解决,就早点解决的好。
他不希望等到几十年后,还有人民群众的白条没有解决,这些问题的出现,事实上就是政府工作不到位,不作为。
强制捐赠事实上大家都不舒服,就算给了钱,也都有怨气,相比于这些怨气造成的麻烦,还不如不收这些钱;
而且捐赠变成公债,就好受多了,毕竟公债以后还有希望拿回来,另外强制性质的公债,还不是一般人有资格买得,这里面也有把同志们联系在一起的目的。
而带有政治目的捐赠,就更要不得了,未来等到国家政策调整了,要收拾一些人了,肯定有些人会说环太党吃干抹净,没有良心这样的屁话,所以谷雨从一开始采取的措施就干脆说清楚,不给别人钻空子的机会。
谷雨并不担心环太党还不出这些钱,工业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,是农业社会积累速度的百倍千倍,只要中国统一,经济发展了,还上这些公债容易得很!
比如谷雨的亲戚们凑起来的三十万银元,被提取之后,变成了相应的胜利币公债,这些债权都交给了谷雨的老丈人。
谷雨跟自家老丈人说得很清楚,你提出购买国债,我给你国债凭条,未来国债到期后,可以拿着凭条兑取国债,你兑不兑换是一回事,但是国家不能随便开这个先例。
你要纯粹是捐赠,我们就按照捐赠处理,这笔钱你可以指定合理用途,比如说用于抗日打鬼子,我们使用这笔钱做了什么,都会产生相应的账目,这些账目都对捐赠人公开,另外也可以提出一些名誉上的要求,这都是合理的。
为什么制定这么多管理细则,就是在改造旧中国,消灭旧制度的同时,也要建设新中国,建立新制度,环太党不是流氓无产者,环太党的革命是为了建设,是为了让中国强大起来,让人民富裕起来。
进行严厉的土改,打土豪分田地,消灭贪官污吏,土豪劣绅,属于光明正大的政治行为,与消除封建行会制度一样,都是为了解除封建制度对人身的束缚,是为了促进资本的流通,是一个先进制度取代落后制度的正义行为,并不是打家劫舍,这是有本质区别的。
所以打破旧制度的同时,新的社会制度也要尽可能建立起来,并迅速完善,所以从建立的一开始就必须把基本规则制定好。
当然了,正常的社会捐赠国家是允许的,也是鼓励的,比如捐赠办学,修桥铺路,但这属于个人自愿行为,不会强求。
国有的捐赠部门自然也有,而且谷雨非常重视这一块,这几年四路军的发展壮大,离不开各路爱国人士的捐赠,到了现在,各种捐赠同样不少。
一些私营企业家捐赠一架飞机,给大学投资一栋楼,设有一个奖学金,甚至想办学,但受制于制度,只能和环太党联合办一家学校,国家自然也都是支持的,但是收了钱之后,需要给人家一个交代,不能收到钱就完事了。
买到了飞机,盖好了教学楼,修好了桥,铺好了路,该给人家的冠名要给,该给人家的名誉也要给,要让人家钱捐得开心,谁的钱都不是天下掉下来的,得有说法。
马上抗日战争了,未来的华侨捐赠是一笔巨大的收入,对于环太党的工业化具有重要意义,谷雨建立好制度,自然也有更好更多的吸纳这笔钱的意图。
你拿了华侨的钱,总要给人家报报账,这样人家才会信你,就算是孙先生当年,那也要吹牛许诺的,虽然没有兑现承诺,但南京政府总是知道自己欠了这笔账的。
另外还有一个目的,他想乘机探索党外监督制度,对于各路捐赠,谷雨的方案就是让新成立的抗日联合政府主席孙夫人监管这些资金。
孙夫人可以组织民主人士,那些有过捐赠记录的爱国人士,成立一个专门的审核团,对各项捐赠资金的来源,使用情况进行核查,陈嘉庚先生、司徒美堂先生这些有很大影响力的华侨华人可以派人过来监管资金,让他们放心,环太党并没有乱用他们捐赠的钱。
不仅仅现在如此,未来也是如此,要给那些爱国民主人士一定的机会,让他们发挥所长,确实一些民主人士肚子里花花肠子不少,但还有一大批爱国人士,不能因为一些人,就把所有人打落尘埃,那样只会让亲者痛,仇者快。
谷雨这样做,也是对党内现状的一些担忧,即便现在条件十分不好,但党内干部也不是一清如水。别以为现在条件艰苦,大家都一清如水,没那么回事,再多的学习教育,往往也抵抗不住人性的贪婪。
打土改中征收上来的各种浮财主意的人有之,利用职权收取私营资本的贿赂有之,甚至于更恶劣的,一些公安局同志调研煤企矿难时,收取煤老板的贿赂,想着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,而且这样的事情,不是一起,而是多起。
监察局和监察委员会成立以来,抓到的腐败分子并不少,但光光靠党内监督行不行,肯定不行,所以能多一些监督也是好的。
李润石同志当年的想法很有道理,但他算错了人心,也算错了时机,现在环太党并没有一家独大,民主人士也还有选择,更重要的是,外面有一个巨大的敌人,现在试点建立一些党外监督制度,要容易得多,而且也更容易心往一处使,实现制度的初衷。
等到时间长了,相应的制度建立起来,大家都从中看到好处了,这一套制度自然也会继续下去,未来环太党和各路民主人士的关系也会更和谐一些。
当然这只是谷雨的美好愿望,会不会收获一大堆跳蚤,他心里也没底,但有些事情总需要尝试的,就从捐赠资金的使用开始吧!
谷雨这些设想,在抗日联合政府筹备会议期间,就跟很多民主人士说清楚了,尤其是华侨华人代表,正在南洋忙碌于事业的陈嘉庚先生非常满意。
他给谷雨发了一封电报夸奖了一番,表示山西工厂存在环太党银行上的银元,他已经安排好了,很快会兑换成胜利币,请谷雨放心,海外华侨只会更加遵纪守法。
同时还告诉他,他已经联合了多位亲朋好友,准备在山西搞一家自行车厂,这是他关注已久的事情。
谷雨立刻去电表示支持,同时告诉老爷子,只要他的车厂能够建立起来,不用担心市场,政府愿意采购大批,配发给公务人员,保证有利可图,当然了,你老可要给我一个折扣价呀!
今年陈嘉庚先生的生意越发不好,橡胶价格的暴跌给他的种植园造成了巨大的损失,破产只是一线之间,不过东方不亮西方亮,办法总是有的。
陈嘉庚先生发现环太党根据地对轮胎等橡胶制品的需求越来越大,他自然会想法设法增加橡胶轮胎的产量,打算在环太党根据地生产自行车,这是产业链的自然延伸,一点都不奇怪。
在这个号称民国黄金十年的时代,中国连自行车都没办法自主生产,国内的自行车车厂有大量原配件需要进口,这里面技术原因是最微不足道的。
主要原因还是关税,日本人离着太近了,大量自行车涌入国内,而国统区那狗屁的关税也根本没办法保护,没几个国内工厂能拼得过日本人,毕竟此时的自行车一点都不便宜。
而环太党的钢铁产量到了1935年以后,会迅速上升,可以给民间提供越来越多的钢铁,小五金产量自然也会上升,陈嘉庚老爷子又有了橡胶,原料不缺,生产自行车自然有利可图。
环太党根据地的人口就将破亿,各行各业对自行车的需求量非常大,而环太党又非常鼓励自行车的生产,虽然没有把自行车的生产纳入到计划当中,但未来规划中也有这一块内容,汽车搞不定,搞搞自行车还是可以的。
陈嘉庚先生愿意投产自行车,谷雨自然没有反对的理由,未来的自行车大国可以容得下无数自行车品牌,而有了私营企业的竞争,国产自行车也不至于永远都是永久。
除了扩大环太党根据地内的生意以外,陈嘉庚先生与苏俄的各项生意大了不少,除了橡胶生意以外,又增加了大量热带产品的生意。
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苏俄,虽然不断压制国内消费,但同样需要进口一些必要的热带农业产品比如咖啡,又比如中国的茶叶,这是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必需品。
陈嘉庚先生可以从印尼搞到价格低廉,同时质量较高的咖啡豆满足苏俄的需求,而与此同时,陈嘉庚先生也可以从苏俄交换到一些苏俄的皮毛、鱼子酱等产品,还有苏俄质量一般的工业制品,这里面的利润相当大。
比如生产自行车的相关设备,苏俄就可以提供,陈嘉庚先生让人从苏俄拉到环太党根据地,又可以让苏俄派来的技术人员作指导,很快就可以生产。
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利润,再加上一些环太党的代理生意,陈嘉庚先生的日子虽然难过,但还没有沦落到破产,这也是谷雨的本意,他希望爱国商人越做越大,而不是为了国家倾家荡产,只有双赢,才是最好的,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信念。
与陈嘉庚先生是这样的交往,与苏俄同志,谷雨也是同样的做法。不仅仅陈嘉庚先生与苏俄的交易增多,随着环太党根据地越来越大,尤其是攻入四川后,老毛子比较在意的丝绸、桐油、茶叶,油料,猪鬃,环太党都可以大量提供。
而这些资源都将作为苏俄贷款的抵押物,这对于环太党的工业化具有重要意义,同时也可以有效的降低苏俄工业化工程中的痛苦。
但是整个贸易往来的过程,谷雨非常坚持双方的互惠互利,我们要双赢,而不能你们把工业品定得高高的,我们把农产品定得低低的,没那么回事,你们不能把国内对付农民和对付蒙古牧民那一套用在我们头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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